“听见了，女游击队长。”

“再见，臭氓。”

34

第二天上午，我在最困的时候，在床上接到袁晓晨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去一个桑拿房接她。

“怎么啦？”我问。

“一夜之间，钱包、手机、工作都没了。”袁晓晨语气沮丧地说。

“一起吃中午饭吧，我还没起床。”

“好吧，哪儿？”

“你说。”

“只要是大鱼大的那一，哪儿都成，我都快饿瘪了。”

“我再狠睡两小时就起，十一半，大笨象的排怎么样？”

“好吧…早起啊。”她用可怜的语调说。

35

我准时来到日坛公园北门的大笨象西餐厅，发现袁晓晨已经呆在那里了，桌上吃空的盘就好几个，她手里挥舞着一把叉把金枪鱼夸张地往嘴里送。

我坐定，叫了一杯红茶，袁晓晨唉声叹气地说：“你结账啊，可别怪我多了，我从昨天中午到现在，一东西也没吃。”

“怎么了？”

她好笑地叹了一气说：“一言难尽。”

随即接着大吃起来。

因为刚起床，我也吃不下什么东西，就要了个罗宋汤，用面包沾着吃了。

吃完后，袁晓晨问我：“你那里方便吗？”

“怎么了？”

“我没地儿去了，”她用脚踢了踢，我这才发现，桌下竟有一个旅行箱零两个大手提包“全是我的衣服。”她说。

36

生活教给我一条经验，那就是别人不想说的事情，你千万别问，即使被你用尽办法知了，那也多半是对你不利的事情，人们在漫长的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奇妙的自我鼓励机制，那就是报喜不报忧，人们本能地掩饰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而把有利的事情摆到台面儿上来，一棵植，无论开多么丽的，结多么丰硕的果也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它的正在黑暗的泥土中盲目地摸索，能否得到养料与雨是全凭运气…朵与果实，我才不信，骗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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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一个中午，在冬天的灰冷风中，袁晓晨搬到我那里，她郁郁寡，开的几天，不说话，也不任何事情，趁我门，我猜她是趁我门，才打些电话去。一星期后，她向我要了一百块打车钱，了趟门，回来便有了钱包与手机，她煞有介事地把钱还给我，然后就像是受了打击一样，昏睡了几天，这期间我接了一个电影剧本，不时去谈，也顾不上她，其中还有两天时间没回家，住在外面的饭店，我谈好剧本，带着一磁盘被整理好的电影情节回家，一门便看到袁晓晨的笑容。

“哟，转晴啊，女！”

“是啊，成天铁青着一张脸，把你都给吓跑了，我一小白领哪儿敢？”

“瞧您客气的，请坐。”

“老板，您先请！我刚去超市买了最新鲜的毒药，您说，是趁喝呢，还是等凉了再喝？”

“我建议你先喝。”

袁晓晨拿起桌上的一筒秋梨喝了起来，然后清清嗓，抡一抡胳膊，说：“我上网找工作，女照都发过去了，还不见回音儿，你说这叫什么现代生活啊？”

“你试试我的照片，没准儿就行。”

“你的？把商家吓了命案谁负责？”

“公安呗，回把你抓走我绝不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