凳与火车站候车室里的凳一模一样，如果不是同一个木匠制造了它们，就是这家发廊的主人去候车室把它偷来。发廊里陈设着一把有踏脚板、螺丝牙的理发专用椅，黑的革上裂开一长长的，好像被人划了一刀。椅前面的墙上，挂着一块长方形的镜片。银漶散，镜面模糊不清。在镜下面的狭窄搁板上，密地排列着各的洗发、定发胶，还有丝，对，是叫丝。还有一把电动的推，悬挂在墙上一个生锈的大钉上；还有几十张的彩图片——上面印着发型登的男女青年——有的贴着墙，有的边缘翘起，随时都会脱落。地面是用红的方砖铺就，但黑发楂白发楂灰白发楂和人脚带来的泥使方砖改变了颜。屋里弥漫着一古怪的、说香但不是真香、说臭也不是真臭的刺鼻气味，我鼻孔发，连打了三个响亮的嚏。似乎是受到了我的染，妹妹也连打了三个嚏。妹妹打嚏时小鼻小挤到一起，模样稽可。她眨着睛问：

"爹爹，是谁在想我？是俺娘吗？"

"是的，"父亲说，"是她。"

姚七的表情变得比较严肃起来，但依然保持着一脚门外一脚门里的二尾姿态，颇有几分庄严地对父亲说：

"老罗，你回来了就好了，过几天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

随着姚七影的消失，发廊的门自动地合上了。清新的雪后空气被隔绝在外，使屋里的龌龊气息更加重。我和妹妹比赛似的打了一串嚏之后，才渐渐地适应了发廊里的气味。发廊的主人不在，但分明她刚刚离开，因为我一门就看到了，在发廊内的一角，竖着一个半球形的装置，仿佛是我在城里见到过的电话亭。一个穿紫红上衣的女人端坐在那装置下面，直了脖，将一个夹满了绿绿小夹的脑袋，举到那个半球形里，那模样三分像一个宇宙飞行员，三分像一个过年时在大街上扭秧歌的大娃娃，三分像豆的娘。其实她就是豆的娘，因为豆的爹是屠夫大耳朵，所以豆的娘也就是屠夫大耳朵的老婆。还有一分不像豆的娘，因为好久不见，豆的娘腮帮鼓凸来，仿佛腔里着两个。豆的娘原先是两扫帚眉，像丧门神一样，但现在她把扫帚眉彻底光，画上了一半青半红的细眉，活像两条吃芝麻叶的虫。这家伙端坐在那里，双手捧着一本画册，送去老远，显然是了。她从我们门后就没抬，好像贵夫人不理睬叫那样，摆一副矫造作的傲姿态。呸！你这个满、自命不凡的臭娘们，再怎么收拾，即便你把上的都了，即便你把脸上的都剥了，即便你的嘴上涂上比猪血还要红的颜，你还是豆的娘屠的老婆！你不理睬我们，我们更不理睬你！我偷看看父亲，父亲的神情是冷漠的，但更是清的，像万里无云的天空一样清，像少林寺里的当家和尚一样清，像群里的丹鹤一样清，像羊群里的骆驼一样清…那张理发专用椅空闲着，一件白的大披巾搭在椅背上，披巾上污迹斑斑，沾满了细小的发楂。看到发楂我的脖不由地刺起来。想到这些发楂很可能就是豆娘的，我的刺更加烈了。

我从小就护，这事我爹也知。护的原因就是因为每次剃后，那些细小的发楂让我浑刺，比生了虱还要难受。在我有限的生命时间里，理发的次数屈指可数。自从父亲走后，我们家里不但有了理发推，还有了理发专用的剪，还有了一把双箭牌的刮脸刀。这几乎全了的理发工的来历，自然也是我们当破烂收来的。母亲在父亲走后，为了省钱，也省人情——邻居家四葵哥哥理发技术就很好，但母亲不愿意去求他——就用这些生了锈的家什，在我的上大动戈，每次都把我修理得叫苦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