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一场规模大的谋陷害式的审判，接下来就要对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大开杀戒。看自己的朋友陷囹圄，却又明知自己无力相救，这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谁都无能为力，即使吁请比利时政府施援也不可能，因为柯普来到西班牙已经违反了自己国家的法律。我发音低促微弱，在一片嘈杂声中我自己也无法听到自己的声音，我不得不把大分谈话时间让给我妻。柯普跟我们谈起了他在监狱中新结识的许多囚犯朋友，他也谈到了看守，说有些看守其实是好人，但也有些看守专门欺负、殴打那些胆小怕事的囚犯；至于，他说那简直就是“猪”幸好我们早已想到给他带来了一些和香烟。接着，柯普跟我们谈起了被捕时从他上搜走的那些文件。其中有作战致东线军队中主工程作业的一位上校的军情函件。警察收缴后拒绝归还。据说函件被放在警察总局的办公室里，如果归其主的话，柯普的境将会完全不同。

我当即意识到这封函件多么至关重要。一封这样的军事公函，其中有作战和波萨斯将军对柯普的推荐内容，这将足以证明柯普的清白。但麻烦的是如何证明这封公函的存在。在警察总局办公室里的函件万一被打开，无疑会被密探或其他什么人销毁。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将函件要回来，那就是作战签发函件的那位上校。柯普已经想到了这一并写好了一封信，希望我能偷偷地带监狱并邮寄去。显然，我亲自办理会更快捷、安全一些。我让妻和柯普先待在这里，然后冲了去。等了好久总算等到了一辆租车。我知时间就是一切。现在是下午5：30，上校也许会在六离开办公室，而如果等到第二天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那封函件会到哪儿去了——或者已被销毁，或者已被丢七八糟、堆积如山的文件堆里，那时又会有更多的嫌疑犯被逮捕。上校的办公室在码北面的作战内。当我急急冲冲地走近楼梯时，值勤的突击队员用长长的刺刀拦住了我，要求示“证明”我冲着他挥了一下我的遣散证明。很显然，他不识字，他放我上楼去，他大概也对我那一挥而过的“证明”留下了神秘的印象。作战大楼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结构布局十分复杂，环绕中心院的每一层楼面都有上百个办公室。这里是西班牙，没有人稍稍知一我正寻找的办公室究竟在哪里。我不断地重复：“Elcoronel——，jefedeingenieros，EjercitodeEste！”*人们冲着我微笑，还优雅地耸耸肩。那些自以为知一的人给我指示的方向截然相反，他们指示我上楼，下楼，上楼，下楼，沿着长长的楼跑，结果都是碰而回。时间正在悄然逝去，我有一非常奇特的觉，仿佛置噩梦一般：我在楼梯上不停地上下奔跑，诡秘的人们你来我网，透过敞开的办公室大门可以瞥见，杂无章的文件遍地都是，打字机噼啪作响，时间飞逝，一条无辜的生命也许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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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事的人，军队主，这个军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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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总算找到了上校的办公室，让我稍稍有到意外的是他允许我诉述他来意。我没有见到上校。接见我的是上校的副官或秘书，一个着崭新制服有些瘦长的军官，睛大大的略有一斜视，在办公室的外间接待了我。我开始诉说我的故事。我是受我的上级军官的委托来这里的。陆军少校乔治？柯普负急使命赶往前线，却被错误地逮捕了。那封给前线的上校的函件——包重要军情机密，应该立刻归还。几个月来，我一直和柯普一起服役，他是一个品质崇的军官，逮捕他显然是一个错误，警察把他和别人混淆了，等等。我一个劲地反复调柯普所执行的任务对于前线的迫，因为我知这才是函件中最重要的心问题。但这些听起来一定像个离奇的故事，我的蹩脚的西班牙语发音，每到情绪激动、调关键问题时，就不知怎么的又会变成法语发音了。更糟糕的是，我几乎已经声嘶力竭，只有竭尽全力才能发一嘶哑的声音。我很担心连这么声音也可能发不来，以至于让这年轻军官不再有耐心听下去。我后来时常回想：他一定会诧异我的声音了什么病——或者喝醉了，或者良心受到谴责，等等。

然而，这位军官不仅耐心地听我讲述，而且频频，表示谨慎赞同。是的，他也认为这可能是个错误，显然应予调查。明天——我抗议——该呢吧没有明天！军令如山倒，柯普原本早该将函件送至前线。青年军官颇为赞同我的说法。接下来，他终于问了令我到惊恐不安的问题。

“这位名叫柯普的陆军少校，在哪个队服役？”

最令人恐惧忌讳的名字却不得不说来：“统工党的民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