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系列混不堪、令人讨厌的程序。像往常一样，人们推来推去，我也只好在医院之间来回碾转——从谢塔莫到斯特罗和莱里达返回——集结在韦斯卡的军队已经切断了所有的通路，让一切混不堪。我记得晚上总要睡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一次睡在医院的病床上；一次睡在沟渠里；一次睡在窄窄的长凳上，半夜里还从凳上摔了下来；还有一次睡在斯特罗市立旅馆里，一旦你离开铁路，除了偶尔路过的颠簸不已的火车外别无他车可乘。你得在路边等候几个小时，有时要连等三四个小时，与成群结队忧伤不安的农民为伍，他们携带满箱的鸭或兔，向每一辆路过的卡车招手。当你终于有幸等到一辆没有满人、面包或弹箱的卡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过来时，卡车就会像吞酱似的把你吞去。战从来不会像那些卡车一样把我抛得老老，赶路的唯一办法是大家相互贴在一起。让我难堪的是，我太虚弱，没有别人的帮助，我就爬不上卡车。

我在去蒙松医院取医疗证时在那里住了一晚。邻床是一位突袭队员，左受伤了。他待人友善，给了我几香烟。我说：“要是在罗那，我们本会互相攻击。”我们都笑了起来。奇怪的是，只要你来到前线附近的任何地方，整个的神状态似乎就完全改变了。政治派别间的一切或几乎所有的仇大恨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前线的那些日里，我本想不起有任何加联社党的追随者会因我属于统工党而对我心存敌意。那事情只有在罗那或者远离战争的地方才会发生。谢塔莫有大量突袭队员，被从罗那派来参加攻韦斯卡的战斗。突袭队员不是为前线作战准备的队，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经历过战火。在罗那，他们是街的主人，在这里，他们是新兵，地位在那些已在前线战斗过几个月的15岁的娃娃民兵之下。

蒙松医院的医生照例让我伸内窥镜检查，并像其他医生一样兴地向我保证，我再也不能说话了，并在证明文件上签字。在我等候检查的时候，手术室里正非麻醉的残忍手术——我不知为什么没有使用麻醉剂。手术一直在行，一声声尖叫传来，等到我走去的时候，只见椅被扔得到都是，地板上一滩滩血和。

这段最后旅程的细节异常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和几个月前相比，现在我的心态已经大不相同了，变得更加善于观察。我拿到了我的遣散证明，并加盖了第29师的印章，还有医生证明我已“宣告残废”我可以自由地回到英国去了，因此我也几乎是第一次可以在西班牙走走了。我在斯特罗待了近一天的时间，因为每天只有一趟火车。我以前曾路过斯特罗，有过匆匆的一瞥，那对我而言只是战争的一分——昏暗、泥泞、冷，到都是呼啸而过的卡车，到都是衣衫褴褛的军队士兵。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信步而行，看到了赏心悦目弯弯曲曲的街、老石桥、放着一人的大泥桶的酒店、稀奇古怪遮遮掩掩的店铺，人们在那里制作车、匕首、木勺和羊壶。我兴致地看着一个人制作壶，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壶里面用兽制作，而且内里的一面还没有褪去，因此，你确实喝下过经山羊过滤的。我用这壶喝了几个月的，竟一无所知。城镇后面有一条翡翠般浅绿的小溪，一座陡峭的石崖矗立其中，岩石上建有房屋，从卧室的窗你就能直接下方一百米的中，无数鸽栖息在崖中。莱里达的有些古老建筑已经坍塌，成群的燕在残垣断上筑巢，向远看去，长年累月堆积起来的鸟巢就像是洛可可时期建筑的范本。奇怪的是，我在这里驻留了近六个月却视而不见。现在怀揣遣散证明，我再次到自己像个人，也有像旅游者。这几乎是第一次让我到自己确确实实西班牙，置于一个我终神往的国度。在莱里达和斯特罗静谧的老街上，我似乎获得了解脱，远离西班牙谣言，这些谣言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白的层层山峦、牧羊人、讯问地牢、尔人风格的殿、黑乎乎蜿蜒成行的骡队、灰的橄榄树和一丛丛柠檬树、披黑披肩的姑娘、拉加和阿利坎特的酒、大教堂、红衣主教、斗赛、吉卜赛人和小夜曲——总之，这就是西班牙。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它最让我心驰神往。遗憾的是，当我想方设法最终到达这里时，我只看到了这个国家东北的一角，而且是在混的战争中，是在最寒冷的冬季里。

回到罗那时天已晚，没有租车，也不可能回到莫兰疗养院，它在城外，我只好去大陆饭店，在路上停下来吃了晚餐。我记得与一名慈祥侍者的谈话，我们谈起橡木罐，包着黄铜，他们用它给客人斟酒。我说我想买一带回英国去，他表同情地说：“是的，极了，不是吗？可惜现在买不到了，没有人制作，再也没人制作任何东西，这战争——真是遗憾啊！”我们都认为战争让人到遗憾。我又觉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