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吓得打翻了饭盆。

我们就这样把一个半睁着的老太婆放了白杨木钉的“脆儿”里。“脆儿”这是劳改犯人的俚语，要比文人所创造的“薄板棺材”形象得多了。不过，这个神婆还算幸运，一九六○年死的犯人连“脆儿”也没有，只是一张芦苇编的炕席。那时，我就差被炕席卷了去。

女犯和男犯是绝对隔离的。隔离得我们这些男犯几乎忘了旁边还有女犯的存在。然而，毕竟农场是一个农场，劳动是一劳动，路是一路，她们确确实实就在我们边，有的年轻的刑事犯，凭着公狗般的鼻，能嗅来女犯今天在哪里活，经过了哪条路，甚至今天她们女队发生了什么事。掉在土路上的一橡，这是女犯们用来当作银镯在手腕上的，是被剥夺了一切人间享乐的女犯的装饰品，于是成了劳改队女的标记。这橡就能引起男犯的遐想，编造一个故事，还有，小号的劳改鞋，几乎象儿童般的瘦小的足迹，那压在泥土上的浅浅的小脚印，以及仍在草丛里的馒渣和土豆（女犯们一般都比男犯饭量小），都会象园里幽雅的林间小径，成为一条通往两结合的路。当然，这结合只能是在神上的，就和暗夜中的梦一样，除非双方都是自由犯，那永远也不会变成现实。

晚上名以后回到号，大伙儿还没睡的时候，老劳改犯煨在火炉旁会给新来的人说许多黑囚衣下的风韵事。老劳改犯人是劳改队里的荷，农场的历史就是靠他们的嘴传下来的。据他们说，女人在劳改队里比男人难熬，她们脆弱的神经忍受不了孤独，她们总要寻求抚、支持和保护。有的女犯隔着铁窗向警卫人员调情：“班长，你的小老鼠要咂嘛？”只要有机会——而机会总是要人去寻找的，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直径5毫米的铁丝也拦不住她们的冲动，她们中有的人会猛地扑男自由犯的怀抱。

现在，她们过来了。

晨雾已经完全消散。橙黄的光下移到渠坝上，尘土上杂的足迹仿佛是无数奇异的纹。这真是一条荒唐而充满苦难的路。有雾的天气是不会有风的，柳树低垂着一动不动；渠边的芦苇和冰草傲然地戳向天空，似乎对这些女犯不屑一顾。女犯们踏着轻捷的步走过我们的小丘，以挑战的姿态接受我们的检阅。是的，她们的脚步还算是轻捷的，还可看有的女犯故意忸怩作态，因为下大田的女犯全是年轻人。

但是，如果不看她们的步态，如果她们也象芦苇和冰草那样傲然不动，谁能够相信她们是女人？《复活》里描绘踏上去西伯利亚的弗拉基米尔大的玛丝洛娃，仿佛穿的还是裙；我记不清那是白的还是灰的，总之是裙，上还扎着巾。而这里的女犯们穿的却是和男犯式样完全相同的黑囚服。宽大的、象布袋一样的上衣和，一古脑儿地掩盖了她们女的特征。她们成了男不男、女不女的动，于是比男犯还要丑陋，她们是什么？她们是女人吗？“女人”只不过是习惯加在她们上的一个概念。她们没有腰、没有脯、没有；一张张黑红的、臃的面孔上虽然没有“劳改纹”但表现一雌兽般的野。很多女犯边走边嗑还没有成熟的葵籽，用死鱼似的白斜睨我们，似乎还很洋洋自得，又仿佛这就是她们卖风情的一方式。葵籽沾在嘴的四周，象吐的一圈白沫。我的胃突然痉挛起来，泛上一酸。我掉过脸去。我不能再看。她们会败坏我对女的向往，对女人的兴趣，甚至败坏掉我对生活的希望。如果想到我曾经过的女人，我曾经欣赏过的女的艺术形象被抓到这里来也会成为这副模样，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值得留恋？

我背对着渠坝咳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