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说她伸得老长老长，据说吊死的人都是这副模样，可是大多数老劳改犯都认为这是对她的亵渎，持把她描绘成一个仙女，我们这些后来的劳改犯，没有亲睹，对她当然不有那崇敬的情，只是一个劲儿地想把她还原为活生生的。“熬着吧”在受煎熬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会把她当作神上的藉。

啊，贞洁的、勇敢的、不知姓名的姑娘，原谅我们吧！

有时，场晚上放电影，王队长通知我们去看——看电影是“受教育”——留下一个人看夜就行了。每次我都让他们十二个人去，我独自坐在“独立家屋”里。当领导，即使是当个犯人，也必须公允，能自我牺牲，这才会取得被领导者的尊重和服从。蛙声咯咯，渠淙淙，稻田上的清风如泣如诉，恰恰时隐时现的和弦。窗外，漆黑的一片，玻璃上涂满污浊的泥痕。豆大的油灯伴着我夜读。当我只见我一个人的影，模糊地印在泥斑剥的土墙上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十三”“十三”！这是个极不吉利的数字。这个数字会把她召唤来。

果然，她从梁上飘落下来了。先是一团不成形的彩的雾气，落到地面上，便立刻凝聚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丽的姑娘。和老劳改犯说的一样，两条大辫油光的，长长的睫，灵灵的睛，肤即使在昏黄的油灯下也显白中透红的光彩。她还穿着冬天的红棉袄，脚上果真穿的是红鞋。简陋的小土坯房因为她的到来而变得喜气洋洋了。

她轻轻地掸拂着衣衫，怯怯地向我靠近，并发一声人心意的的叹息：

“哎，苦啊——”

“来吧，”我向她伸手去“你苦，我也苦，让我们两人在一块儿吧…”

“我说的就是你呀。”她将手搭在我的肩上，弱不禁风的、但又很温的躯贴着我，睛看着摊在我面前的书。“你苦，我不苦。人死了，什么苦恼也没有了。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你等人睡下了，又爬起来看书，何必呢？别把搞坏了。”

她的声调是幽怨的。我搂着她那小的腰肢。我被她不自以为苦却关怀着我的神动了，我着辛酸说：

“你也苦呀。为什么年纪轻轻地就寻死呢？活着总比死了好吧？你要是活着多好！”“活不下去呀，”她微微地晃动着，使我有一梦幻般的觉。“人要把我嫁给我不愿嫁的人，你说还能活吗？”她又低声地说：“当初，要是你在就好了。我正是要嫁的那天跑到这儿来上吊的。那天你要在这儿，我就不上吊了。”

我把她揽我的怀里，让她坐在我的大上；抚摸着她光的发辫。“这都是社会的原因呀，”我说“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没有真正的婚姻自由。我看书，就是要探索怎样才能建设一个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社会。”

她似乎不理会我的说教，扭动着躯说：“那是哪辈的事呀！想也不敢想。我们的区委书记也这么说，广播喇叭也这么喊，可是一不用！不过，死了也好。你要是当作我是活人，我就活过来了。”她又扬起脸，情地说“你是我的好人人！你别学广播喇叭说大话。我给你唱个歌吧。我好久没唱了。我一直憋着哩，我要唱给我喜的人听。”

于是，她轻声地唱起来。歌声仍然是幽怨的，但却柔婉，在我前展开天里一片无人注意，任人践踏的黄的蒲公英：

清玻璃隔着窗照，

满白牙对着哥哥笑。

双扇门来单扇开，

叫一声哥哥你来。

眉对眉来对，

睫动弹把言传。

一对对母鸽朝南飞，

沷上命跟你睡。

…

然而，劳改犯人们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