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谨慎地回答。我搞不清她的用意，她的笑靥和正在我腰侧晃动的七九步枪怎么也调和不到一起。

“我喜有文化的人。这里的人，都野得很。”她好像还叹了气“…他们糊人，欺负人…”

我像狐狸一样小心别钻什么圈，默不作声。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先生”却在一旁叫起来。

傍晚，我们听见远尖厉的哨音，大队收工了。在苍茫的暮中，几个女战士领着各自所带的人，会合在连队前面一棵歪歪扭扭的沙枣树下。这时，安在语录塔上的音喇叭，正在播送团场“泽东思想广播站”的“抓革命，促抗灾”专题节目：

“…在这场抗灾斗争中，表现最突的有：武装连女战士乔安萍同志。当一名家属不幸被洪卷走的时候，用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青团员——乔安萍同志，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教导，奋不顾地冲到洪前面，面不改心不，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救了阶级妹的生命。对乔安萍同志创造的英雄业绩，团场革筹小组决定给予记二等功一次…”

几个女战士围着她雀跃呼，可她却用一羞愧得痛苦的光偷偷地瞄我，像暮中闪烁的星星。

第二天，天气仍然晴朗。天上的雨好像全倾泻尽了，太毫无遮拦地炙烤着大地。已在昨夜全退去，除了洼还有积，大地已显了它本来的地貌。那是一幅凄惨的景象。据我看，收成不但大分无望，就是军垦战士——农工们的生活也上要面临困难。可是，广播站的音喇叭，还不断传来师、团的动员。在一派豪言壮语后面，无非向农工说的是，不要指望国家的支援，要“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寨田”并且竟像开玩笑一样，把这场自然灾害说成是“好事”农工们在工前列队听完这样冷冰冰的鼓励，其垂丧气的程度，不亚于我们这些囚犯。

看着他们穿着褴褛的、满是泥污的绿军服，对着耸在一片破破烂烂的土房之上的泥浇铸的语录塔，用低沉的、参差不齐的声音诵着语录：“节约粮问题、要十分抓。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闲时半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之类。此事一定要抓…”请示完毕，再举起主席像和语录牌，无打采地向大田蹀躞而行的时候，我也不由得黯然神伤了。来这里一个多月，我充分会到农工们生活和劳动的艰苦。他们吃着粮，住着陋屋，看不到一生活改善的希望。持久的质匮乏和神贫困，使他们逐渐丧失良知，丧失同情心，就把自己的激愤，盲目地发到莫名其妙的“革命行动”中去。所以我有时平心而论，倒也觉得他们对待所谓阶级敌人的暴行事有因。

这一天，全“犯人”在一起修复一条农渠，她没有机会和我单独说话。傍晚收工往回走，因为“多事先生”一向动作迟缓，收工都拖在后面，而她又必须在最后押阵，所以他们两人脱离了这支小小的劳改队伍。走到半途，她指名叫我等一等，替“多事先生”扛锹。我只得退队列，站在泥泞中等他们。

“我不是叫你替疯扛铁锹，”她押着“多事先生”赶上来，向我羞怯地瞟了一“我有话跟你说。”

我疑问地望着她。

“我不是…不是我报的，”她语无次地说“是连里报的…那应该是你的功，是你把连长家属救起来的，你应该…”

“噢，原来是这件事。这有什么？领导上把功归于你，我想总有一定的理。”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跟你争这个功，我争来功有什么用？”

“你立了功，就能早去呀！”她忽然变换成关怀的目光和关怀的语气，不顾脚下的泥泞，一溜一地跟上我的步“不是说立功赎罪吗？这个功给你记上，你的罪就赎了一大截了。你就能早来，跟我们一起…”

不知怎么，我觉得这因为宋征的死已经在我心中破灭了的希望，从她那张廓丽的嘴里说来，特别不相称，也特别刺耳。我产生了一自轻自贱、而实际上是被别人的歧视激起的反，产生了一想破坏什么的恶劣情绪。

“你知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吗？”我眉一扬，故作玄虚地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