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这样，他们就是自由的。现在回顾起来，那几年中发表的即使是较有影响的作品，其实在艺术上也还嫌糙和稚，看得作者落笔匆忙，没有雕细琢的痕迹，在形式上也都采用的是传统手法。然而，因为作者了自由状态，所以作品仍然能震撼读者，发生心灵与心灵的碰撞。

最近对作家们的批评，实际上也是许多作家的苦恼。在新的形势下，面对着时代新的要求，作家们的心灵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获得新的满足和自由。也就是说，在形势和时代要求的变换中，许多作家暂时还不能适应；他们似乎一下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因而也就失去了自由。不是说作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图景全变换了。生活还是那样的生活。并且，在我看，当代的中青年作家多数都不乏生活；活了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岁的人，哪一个人没有积累下一些可供写作的素材和受？同时，每二个人的生活和受又都是特殊的，是别一个人无法取代的。到描写自己特殊的东西就是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多数中青年作家都有极大的创造潜力。这里的问题只是，如何遵循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去认识各自面对的生活，和如何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去表现它。

可以说，当代中青年作家全是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产儿。没有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就没有活跃于当代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群，就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所以，绝大多数当代中青年作家在拥护党的领导方面是无容置疑的；对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的确信，也是真诚的。但是，拥护和信仰并不等于理解和掌握。而只有理解了和掌握了才能够觉到党的领导和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才能够以涵盖一切的普遍的方式，把主和社会对主的要求以及外在的必然之间的对立取消掉，才能够使主获得新的满足与自由。

作家没有从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解决问题，对文学创作的一切从社会整利益发的好心要求与设想，都会变成与作家相对立的外加的桎梏，使作家越来越到有更多的界限和局限。即使作家自觉自愿地考虑社会效果，在创作中努力把握“分寸”和“角度”也可能现作家在艺术形象中不自觉来的思想情和他为了追求社会效果加到作品上去的外的思想情，形成真假混杂、表里抵晤的矛盾；光明的尾是人为地安在故事上面的“分寸”成了作家的外在的尺度“角度”变成了一巧妙的规避的伎俩。这二元化的倾向势必破坏艺术必须浑然一的和谐一致，大大降低文学作品的质量和人的力量。最后的事实也证明了，那想以时代来划分创作题材，从而使作品起到积极效果的要求本无济于事，很不明智。我请人略地统计了一下，最近受到批评的、有错误倾向的小说，竟有一半以上是写一九七七年以后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故事的。

我们当代中青年作家必须和党在政治上保持度的一致，其理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个“度”在哪里必须清楚。这个度只能是在党的理论基础即克思列宁主义上。作家如果只满足于“低度”的一致，作品不可避免地又会现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重复过去那一图解政策的法。如果作家掌握了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但文学作品远离政治的问题解决了，相反，这时作家还会产生一政治的激情和冲动，似乎非要在的、尖锐的当代政治题材上发见和表现自己不可；作家就会有一不可遏制的情要用自己的笔，直接参与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行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上的斗争。我们不能不看到，如果作家对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还不太熟悉，政治这玩意儿在他里就是陌生的；并且，由于过去的政治风云，由于我们现在正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换期，如果没有克思主义的科学察力，而仅仅凭经验来观察，那就会如黑格尔说的“经验的观察…使我们觉察到一个跟着一个的变化…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表示关系的必然。”于是，政治在人们面前就简直是恩格斯所称的一片“偶然的混沌王国”他会敬而远之，躲还躲不及的，你还叫他怎么能去写政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