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政策——”长发大笑“赵支书在村里大喊大叫，说‘政策是个红苕’！”

“告不倒归告不倒，搔搔他的也叫他甭贪吃得安然！”一个尖尖的声音从门传来。

“红苕嘛！生着是的，蒸熟就了。”光葫芦笑着解释“中央的政策下来时都是的，经过赵生济支书的那个‘锅’一蒸，就了，随扁随圆由他！”

“啥意思？”赵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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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是明告，不怕支书知是咱告。”长发拍拍脯“敲明叫响去告状！”

“你猜！”长发笑不。

“去过公社了，啥也不。”光葫芦说。

“不是怕不怕。”淑琴不服“不是我说，你俩再蹦，也告不倒赵支书！”

“结果呢？”赵鹏倒关心起来“县上解决了吗？”

“你甭掺合咧！”淑琴借着送汤的机会，走到圆桌跟前，说“你又不在家，人家队里的事啥！”

“队里每月给他开三十六块钱的补贴，实质是工资。每到公社开一次会，另外再记一个‘公务劳动日’，年终一块钱开帐，给谁家调解一回纠纷，也要记一个‘公务劳动日’，还有好多怪名堂，一年下来，白拿多少钱啊！”光葫芦脑袋说“俺俩到县委告状，村里好多人都签了名。”

噢！赵鹏听着，真是哭笑不得，不由地受了两位小青年的染，生义愤之情了：“你俩该去公社反映，公社的地盘小，事…”

小圆饭桌摆在院中间，电灯从窗里拉来，吊在小柿树的横枝上，圆桌上竟然摆四大盘菜，淑琴真是有办法哩！

“叔哎！明说吧！”长发喝下一盅酒，畅快地说“吃你一顿饭，我也兴。咱之所以不想来，主要是不想和支书家的人照面。”

。

“俺俩到县上告过他！”光葫芦说。

这个人，当了十几年，也许是把过去的那一虎气褪掉了，或许有更复杂的原因。赵鹏听着，不由地慨起来：“这人哪…丝毫也不顾及党在农村的政策条例…”

“嗨！甭提！”长发一拍大：“县委的把俺俩递上的材料一看，说，‘问题是存在，但还不是太严重的。比赵生济严重得多的违法纪的人，他们还调查理不过来呢，得等一等。’这不，等了三个月了，连个音儿也没有！我们也没劲再告了。”

赵鹏没有吭声，佯装低端酒杯，他对党支书赵生济又不是完全陌如路人。小小的赵村，既是一个大队，又是一个独立小队，属于两级算单位。赵生济既任支书，又任大队长，同时也是生产队长。前多年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说他自当支书以来，早就一元化了。近二年实行责任制，简农村基层，他说他早就符合简神了，从来是兼三职，没有加重过社员负担。他是赵村的真正的当家人，他有一副生铁坯似的实的，有一个如钢锨般的脑袋，他脾气执拗，韧不，断事严明，可以说六亲不认，该罚的一律就罚，直至对他的老伴，近年间，赵鹏从乡亲们里零零星星听到的关于老支书赵生济的议论，不断地冲刷他过去的那个令人崇敬的老支书的印象。借着实行责任制的动，队里的小拖拉机折低价给自己买下来，理公房也是如此，云云。

赵鹏一看，却是王秀珍，这个咋

“看看看！婶怕了！”长发笑着。

“有啥冤仇不能消除哇？”赵鹏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