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都已知晓的这件轶事，总是兴趣不衰“啊呀！我真是缺乏这样的恒心和耐心。”

“我相信，我们发表第一篇作品，绝对不需要用二百篇作铺垫。”他十分自信，用蒿草在里狠狠打一下，扬起来“我要是写过50万字还不能发表一篇作品，那我就自杀！”我缺乏他那样的自信，也就没有他那样的狠心，我说：“搞不了创作，当不成作家，也不必自杀呀！”

“玩笑一个。”惠畅不在乎地说，轻轻笑了，笑毕，却富情地说“我他妈的不知怎么从小就迷上文学创作了！说真的，如果真的搞不一名堂，我不知这辈该怎么活着好！”“咱们就拿胡万那傻劲吧！”我说“埋下，它十年再说。”

这样的内容的扯谈，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了。上海的工人作家胡万正活跃于当时的中国文坛，《家问题》那篇小说使我们十分钦佩，从思想到艺术，甚至情节的铺展和细节的选择，都不厌其烦地讨论过三五次了。这讨论，到后来往往就离开作品本，延伸到作家的成长路上来了。何止一个胡万，中国的或外国的，当代的或古代的，所有能搜寻到手的作家文人们的传记和轶事，无疑是我们最兴趣的谈的话题。

蝉鸣已经止歇，偶尔有零星的青蛙叫声从河岸边的稻田里传。夏夜里虽然静寂，却使我们到了潜伏着的生命的跃动，无边的包谷林里，传来飒飒飒的绿叶摆动的响声，小叶白杨在夜风中乐地歌唱。我们躺在南源和北岭之间的小河川里，烈地又是忧伤地谈着文学，谈着追求；谈到胡万，我们就信心十足；可是一谈到神童刘绍棠，就黯然神伤了。

这个神秘的神童带给我们的，不是鼓舞而是悲哀。他怎么会在着红领巾的年龄就能发表小说呢？我们俩红领巾念完小的时光，只是对娃娃书兴趣十足，连小说这个名词压都没听说过，刘绍棠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了名的作家了；我们已经中毕业，至今还躺在黄土山中的这一小河里胡拉扯，一个字也没上过报纸或杂志哩！我们猜测他的宗室一定是文墨瀚海，祖荫厚极，自幼熏陶。然而，从一些零星的资料透的事实却是，他和我们完全相似，之乡野，世代农耕。我很丧气，惠畅也不大乐观。从刘绍棠看来，文学创作需要天才，我们都暗自怀疑，自己是否备这份天资？我们对批叛“右派”刘绍棠的文章无暇一顾，却对那个神童的“神”字到神秘莫测。

“唉！没劲了。”我不由得叹气“说起这个人，我就冒气了。”

“甭忘了，中国虽然有‘自古英雄少年’的古训，也有‘大晚成’的成语，可见什么都不尽然。”惠畅是很富于思辨的“少年时代能成起事的，到底是个别人，多数人是青年和中年时候才。”

“我们若是‘大’，迟成早成关系不大。”我仍然心里不踏实“我们要是‘小’呢？或者本就不会成呢？”

“契诃夫说，‘大狗小狗都要叫，就上帝给他的嗓门叫好了。’”惠畅反而气更壮了，他忽然从里翻起来，站在中，大声说着，像是和谁吵架，亦像是对河川和源坡宣言似的，慷慨激昂起来“我不是天才。我不是大狗。我是小狗。不，连小狗也不是！我是蛐蛐。不，连蛐蛐也不够格！我是醋蛛儿，上帝只给了我一个破罐的嗓门，我要叫！多一个人的叫声，世界就多一份声音！醋蛛儿的叫声虽然难听，它还是拼命地叫着！它没有因为有百灵而抿嘴不响！如果只有百灵而没有醋蛛儿，世界也就单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