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啊。”一个老说：“池医师，你是国家的人，你知我们的苦？我们吧杀虫的药是没办法才买的，还吃得起护肝的药？我慢血都好几年了，好了又发作了，我不是家在这里，我就狼去了。”旁边一个中年人说：“从前都是政府给治，这几年要自己掏钱了。血虫又不是我们养的，是湖里上来的，这个湖是政府的。”老说：“政府又没叫你得病，病是你自己得的。”我说：“你们写信到上面反映反映，写到北京。”他们纷纷说：“不会写，写了也没有用。”中年人说：“你是政府，跟你说是一样的。”看着那些患者四肢发，昏无力，又吃不下饭，我也只能叹一气。?

调查了一个星期，江主任家里来电话，说他女儿病了，就匆匆回去了。他一走苏主任说：“想不想跟我到长港乡去看看？”就跟他去了。长港乡被芦苇包围着，现在是枯季节，芦苇也已经收了，地里钉螺随可见，我走着脚跟都发。碰见一个大肚病人，带着他十三四岁的女儿从湖里回来。我说：“你恐怕有血虫病，应该去检查一下。”他苦笑说：“还检查什么，都十多年了。她也有，我也没办法，哪里有那么多钱看病？县里几年发一次药，不用的。”又说：“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有十来个，他们都去打工了。老百姓就是条命，大肚就不活，谁给饭吃？嘿！”说着去了。苏主任说：“这样的人不少，省里要考虑实际情况，多拨钱才好。”我说：“多拨多少也没有多少落到他们上。”他说：“是倒也是，总有这样那样非用钱不可的事。你回去跟厅里反映一下，你都看到了。”我说：“有人喝茅台我也看到了。”苏主任叹气，把垂下去摇一摇。我说：“你们写封信给上面汇报一下。”他说：“你就是上面，跟你汇报了。”我说：“还有北京。”他又叹气，垂下摇一摇说：“那我就犯错误了，犯了错误我以后怎么办？现在是数字官，官数字，数字就是他们的命。上面的人往下看，看人也看不清，就看数字。你要改他的数字，就是要他的命。你要他的命不一定要得了，他要你的命那是气的事情，不整你把你晾着总可以吧。”我说：“所以人人都懂得明哲保。”他不愿在这里过夜，连夜搭车回去了。几天后江主任回来了，我把去长港乡的情况对他说了，他说：“那里我去过，傍着大湖，年年涨大，能好吗？人靠芦苇吃饭，也被芦苇害了。”我建议在那里设一个观察，他说：“看厅里的意思。”厅里的意思我知，他也知，就是没有意思。

在华源县呆了十多天，搞完了调查，结论是发病率为百分之三六二。但是据我的估计，苏主任说的百分之六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数字。我说：“如果是要这个数字，其实我们不下来也可以，辛苦了这么久，又这么多钱。”江主任说：“里布置的工作总要完成的。”我说：“这里老百姓太穷了。”他说：“天下这么多事，纷纷多如，上帝也只能一条，何况我们也不是上帝。我们搞调查就是搞调查。”他这么一说，我安心了，说：“有办法的人就是有办法，办法送到他跟前来，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碰得碰血还是没办法。”离开的那天卫局长又设宴为我们送行，我吃了一碗饭，推说疼，就回招待所了。我把那两条烟给服务员，说自己不烟的，浪费了，请她转苏主任。我所能的，就是这么一。这是我对世界的所有意义，也是我的角被预设好了之后，上帝留给我的全的选择空间。这就是我。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我到了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