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这些衣着净人的关心。大家甚至到很荣耀。但时间一长，当儿女们意识到写字的关心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关心他们自，而是为了拿母亲的肮脏经历去为自己赚钱，于是她的儿女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庄稼人，突然到自己受了骗，受了污辱。于是对再来采访的人，就怒目而视。为此，他们洋洋自得仍兴奋地沉浸在当年情形中的母亲，受到了她的儿女们的严厉斥责。母亲从此对五十年前的事情又守如瓶；已经说过的，也断然反悔。这使已经写下许多文字的人很尴尬。“我的女生涯”也因此夭折。这桩公案已经过去好几年了，现在我到这里来，又被她的儿认为是来拿他母亲的肮脏经历赚钱的，要把已经夭折的“女生涯”再搭救起来。因此，我还没能与老婆婆说上话，他儿的大，已差落到我的上。我不是一个多么勇敢的人，只好知难而退。而且我认为为了写这篇文章，去到揭别人伤疤，特别是一个老女人肮脏的脓疮时，确实不怎么面。我回去告诉了在乡派所当副所长的我的小学同学，没想到他不这么认为，他怪我只是方式不对。他甩了甩手里的带说：“这事你本来就应该找我！”

我：“怎么，你对这人的经历很清楚？”

他：“我倒也不清楚，但你要清楚什么，我把她提来审一下不就完了？”

我吃一惊，忙摆手：“不采访也罢，用不着大动戈。再说，她也没犯罪，你怎么能说提审就提审！”

他瞪大珠：“她是女，正归我打击，我怎么不可以提审？”

我摆手：“就是女，也是五十年前，提审也该那时的国民党警察局提审，也不到五十年后的你！”

他还不服气：“五十年前我也得着，看我把她抓过来！”

我忙拦住他，用话岔开，半天，才将气呼呼的他劝下。离开他时，我想，同学毕竟是同学呀。

为了把这次大逃荒记述下去，我们只好再次借助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文章写到这里，我已清楚地意识到，白修德，必将成为这篇文章的主角。这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灾荒，已经没有人关心。当时的领袖不关心，政府不关心，各级官员在倒卖粮发灾难财，灾民自己在大批死去，没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后的老灾民，也对当年以漠然的态度。这时，惟有一个外国人，《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倒在关心着这片饥荒的土地和三百万饿死的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这样的态度，自己的事情让别人关心、同情，说起来让五十年后的我都到脸红。当然，白修德最初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关心我们的民众，他是于一个新闻记者的，要在大灾荒里找些可写的东西。无非是在找新闻的时候，悲惨的现实打动了他，震撼了他，于是产生了一个正常人的同情心，正义，要为之一呼。这就有了以后他与蒋介石的正面冲突。说也是呀，一个国人可以见委员长，有几个中国人，可以见到自己的委员长呢？怕是连政府的长，也得事先预约吧。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灾民，像自己父母一样的各级官员我们依靠不得，只好依靠一个其他力量并不大的外国记者了。特别是后来，这依靠竟也起了作用，这让五十年后的我受震动、目瞪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