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了瓜脸，这一次的领却是圆筒式的，抵着下颔，肌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这衣领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理智化的逸的空气——直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与下面的丰柔的。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上，同样质料的长，脚上闪着银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答，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调。骨里还是唯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短了，装饰质的镶也免了，改用盘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嵌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背心，颈项、两臂与小。

现在要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廓曲曲勾。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人的世界。我们的裁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不可思议的洪。裁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最近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一双袖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很有“三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哨，上多的如意，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咖啡、青里面打，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的生活比女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一个男。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一般的聚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