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绿越是只推扳一，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可喜的刺激。可是太直率的对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歌：“红绿，看不足；红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宁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开箱找了一匹蓝绸与她裙。

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颜。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譬如说：宝蓝苹果绿，松大红，葱绿桃红。我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所知的。

过去的那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到虹去买东西，就可惜他们的衣料都像古画似的卷成圆形，不能随便参观，非得让店伙一卷一卷慢慢的打开来。把整个的店铺搅得稀而结果什么都不买，是很难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了线条简单的中国旗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

日本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给裁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来赏鉴：棕榈树的叶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的带；初夏的池塘，上结了一层绿，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白底上，戚的紫的大，滴滴的。

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有一橄榄绿的暗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还有一丝质的日本料，淡湖，闪着木纹、纹；每隔一段路、上飘着两朵茶碗大的梅，铁划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叫不名字来的颜，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只能背景的，那都是中立，又叫保护，又叫文明，又叫混合。混合里面也有秘艳可的，照在上像另一个宇宙里的太。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像VanGogh画图，画到法国南烈日下的向日葵，总嫌着不够烈，把颜大量地堆上去，凸了起来，油画变了浮雕。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言语，随带着的一袖珍戏剧。这样地生活在自制的戏剧气氛里，岂不是成了“中人”了么？（契诃夫的“中人”永远穿着雨衣，打着伞，严严地遮住他自己，连他的表也有表袋，什么都有个。）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情小说，后知；我们对于生活的验往往是第二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

有天晚上，有月亮底下，我和一个同学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岁，她比我大几岁，她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你怎样。”因为有月亮，因为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郑重地低低说：“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她当时很动，连我也被自己动了。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岁，我母亲那时候不在中国。我父亲的姨太太是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女，名唤老八，苍白的瓜脸，垂着长长的前留海，她替我了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向我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我还是喜你母亲？”我说：“喜你。”因为这次并没有说谎，想起来更觉耿耿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