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学宿舍里吃过榨菜鹅汤，因为鹅大，比较便宜。仿佛有腥气，连榨菜的辣都掩盖不住。在大学宿舍里又吃过一次粉制的炒，有像棉絮似的松散，而又有粘搭搭的滞重，此外也并没有异味。最近读乔·索梯诺Ｓｏｒ－ｒｅｎｔｉｎｏ）的自传，是个纽约贫民区的不良少年改悔读书，后来了法官。他在狱中堂里吃粉炒，无法下咽，狱卒他吃，他呕吐被殴打。我觉得这壮小伙也未免太脾胃薄弱了，我就算是嘴刁了，八九岁有一次吃汤，说"有药味，怪味"。家里人都说没什么。我母亲不放心，叫人去问厨一声。厨说这只是两三天前买来养在院里，看它垂丧气的仿佛有病，给它吃了"二天油"，像万金油、玉树神油一类的油膏。我母亲没说什么。我把脸埋在饭碗里扒饭，得意得飘飘仙，是有生以来最大的光荣。

南来后也没见过烧鸭汤——买现成的烧鸭煨汤，汤清而鲜。烧鸭很小，也不知是鸭还是烧烤过程中缩小的，赭黄的邹上孔放大了，一粒粒疙瘩突，成为小方块画案。这尤其好吃，整个是个洗尽油脂，消瘦净化的烤鸭。吃鸭是北边人在行，北京烤鸭不过是一例。

我中学前，有一次钢琴教师在她家里开音乐会，都是她的学生演奏，七大八小，如介绍我去的我的一个表姑，不是老小也已经是半老小，弹得也够资格自租会堂表演，上报扬名了。给我弹的一支，拍又慢，又没有曲调可言，又不踩脚踏，显得稚气，音符字字分明的四平调，非常不讨好。弹完了没什么人拍手，但是我看见那白俄女教师略了，才放了心。散了会她招待吃心，一溜低矮的小方桌拼在一起，各自罩上不同的白桌布，盘碟也都是杂凑的，有些茶杯的碟，上面摆的全是各小包，仿佛有蒸有煎有汆有烤，五八门也不好意思细看。她拉着我过去的时候，也许我张过度之后到委屈，犯起别扭劲来，走过每一碟都笑笑说："不吃了，谢谢。"她着睁大了蓝睛表示骇异与失望，一个金发的环徐娘，几乎完全不会说英语，像默片女演员一样用夸张的表情来补助。

"噶啊噶"的太稽。安老爷分辩说是古礼"奠雁（野鹅）"——当然是上古的男打猎打了雁来奉献给女方求婚。看来《红楼梦》里的鹅鹅油还是古代的遗风。《金瓶》、《浒》里不吃鹅，想必因为是北方，受历代侵的胡人的影响较，有些汉人的习俗没有保存下来。江南乡养鹅鸭也更多。

在北方常吃的还有腰汤，一副腰与里脊小罗卜同煮。里脊女佣们又称"腰梅"，大概是南京话，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叫"腰梅"，又不是霉菜扣。多年后才恍然，悟是"腰眉"。腰上两边，打伤了最致命的一小块地方叫腰，腰上面一寸左右就是"腰眉"了。真是语言上的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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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在只吃鹅肝香，过去餐桌上的鹅比鸭还普遍。圣诞大餐的烤鹅，自十九世纪起才上行下效，逐渐为洲的火所取代。

离我学校不远，兆丰公园对过有一家俄国面包店老大昌（Ｔｃｈａｋａｌｉａｎ），各小面包中有一特别小些，半球型，上面略有酥，下面底上嵌着一只半寸宽的十字托，这十字大概面和得较，里面搀了酪，微咸，与不大甜的面包同吃，微妙可。在国听见"十字小面包"（ｈｏｔｃｒｏｓｓｂｕｎ）这名词，还以为也许就是这十字面包。后来见到了，原来就是糙的小圆面包上用白糖划了个细小的十字，即使初炉也不是香饽饽。

小时候在天津常吃鸭小罗卜汤，学会了咬住鸭上的一只小扁骨，往外一来，像鞋。与豆大的鸭脑比起来，鸭真是长妇，怪不得它们人矮声，"咖咖咖咖"叫得那么响。汤里的鸭淡白，非常清腴。到了上海就没见过这样菜。

几年后我看鲁迅译的果戈尔的《死魂灵》，书中大量收购已死农名额的骗，走遍旧俄，到受士绅招待，吃当地特产的各鱼馅包。我看了直踢自己。鲁迅译的一篇一九二六年的短篇小说《包》，写俄国革命后一个破落小在宴会中一面卖风情说着应酬话，一面猛吃包。近年来到苏联去的游客，吃的都是例有的香鱼酱等，正餐似也没有什么特。苏俄样样缺货，人到奔走"觅"排班，不见得有这闲心去这些费工夫的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