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了小半。饥荒年每个人睛都瞪得癫狂圆亮，随时会为缺半两少几钱大动肝火哭闹打架，但堂总是有油，养得活一二张嘴，包括肚里的小嘴。当时堂总由最严格最靠得住的党员来，这样的好事，怎么可能得上我们这毫无靠山的人家？

大不止一次在与母亲的吵闹中说，她去堂打饭，那些掌勺的人给她打最清最淡的稀饭，跟差不多，她坐在凳上哭，没用，便把清汤饭端回家，在路上喝掉一半，让家里饿得七歪八倒的弟妹一起去堂闹，到一圈圈人围观，掌勺人只好给大重新添几勺稠的。

“就是因为你，我们才被人欺，差都成了饿死鬼！”大一向关不住嘴，但这样指责母亲，太不象话了。

母亲气得脸通红，大气，竟也忍住了要脱而的话。为什么家里人一提到饥荒之年，向母亲发脾气，母亲就哑无言了呢？她了什么理亏的事？

5

第二天上午的四节课，我脑里都在想母亲的话，她将退休，领少得可怜的退休津贴。

我怎么办？听从母亲？不准备考，就不能去学校，等于就见不到历史老师。后者最让我难受。而继续复习，别说下学期，就是本学期还得用的课本、作业本，别想让母亲给，课本也许能借，作业本呢？着急之中，我想起父亲的病休工资那么低。夜盲症应该算工伤退休，该给全薪。如果我去把这件事办成了，父亲补几年的工资，不就有我的一份了吗？我壮起胆，乘渡过江到城中心。

“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鬼都不到这个旮旯角角来。”邻居经常抱怨住在这个地方。医院，煤店，菜市场，电影院，邮局，不仅隔得老远，而且了或低了上百米，办任何小事，都得打定远门爬坡的主意。我更是难得过江到城中心去。

1980年重庆长江大桥建成，从城中心跨江通南岸，南岸人兴奋若狂，呼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以为从此就是半个城中心人。但不久就发现，我们这些住在隔江半山坡上贫民区的人，得往山走，直走到有路的地方，乘公共汽车绕一个大圈，才能过桥。时间长不说，付的钱还贵，一没沾到好。只有遇上大雾封江，或洪暴涨，渡船停开时，才去拼命挤公共汽车，从大桥上过江。坐渡，路要短些，还省钱，因此一切如故。

找到省船公司劳资科，大约下午三左右。好几个模样的人，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在看报喝茶，有个人在打电话聊天。

我问了好几声，没有一个人理我。然后，我走办公室，说我是退休职工女，来这儿主要是想问问父亲为什么没拿工伤退休工资？几个人仍然照旧，不予理睬。我再说了一遍，打电话的人搁了电话走过来，看看我，打着官腔说：“一个姑娘家，还能到公司来，还晓得来问父亲的工资。回家去，我们这工作都党的政策中央文件办事，哪会有错？”

我觉得牙齿在抖，于是没看说话人，睛盯着桌，打了一上午的腹稿说了下去：我父亲不仅不该拿病休工资，我父亲的工龄也有错，不该从1949年解放后算起。他是1945年前参加船公司的，那时国共联合抗日，文件该算工龄。

不等我的话说完，喝茶的一个脸刮得光光的男人站起来，从鼻里哼了一声“看你人年轻，还真有两刷。也好，让你看，看完就别在这儿给我们添。”他掏钥匙，打开柜的锁，从摞成小山一般的宗卷中，取一袋卷宗，翻了半天，才从一堆纸片里找一个本，翻到某一页：“你自己看吧！”

我照他指着的地方，一看，吓了一：“梅毒治愈后遗症目衰”我的父亲规距得不让我们家孩说话带一个脏字，他会有别的女人？决不会的，他心里唯有我母亲，他怎会和这样的病有丝毫的联系呢？我大声嚷了起来“这怎么可能？我父亲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人！”

几个相视一下，大笑起来。

我很惶惑，父亲那么多年白天黑夜都在开船，睛累坏了，明明是在船上工作时跌下河去的，差还送了命，该算工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