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上，又在空气中，所有的房屋大楼、电线杆、通亭、垃圾筒，所有的树叶，连同肚果，统统都在说着同一句话：不用上班了！每天都能睡懒觉啦！

自由从天而降，朝辞白帝彩云间，泪飞顿作倾盆雨，便从衡到朝，李白杜甫和主席的诗篇像飞箭，嗖嗖掠过我的血，发噼噼啪啪的火光。

到了星期六，我就兴冲冲地去扫地。

已经有整整一个星期不去上班，我觉得不太对得起我的工资，于是把扫地当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到厂里面积辽阔、荒草丛生、落叶满地堆积，我觉得要从四扫到六是很有可能的。

我早早就到了，文学三个办公室都关着门，一个人都看不到，我没有钥匙不了，只好在楼里徘徊，我徘徊了差不多半小时还没看到有人来，于是我又从四楼到一楼，从一楼到四楼，上上下下走了几个来回，还是没有人。

已经四过了，我有着急，看到楼里有一个半人的大竹扫帚，拿过来就在楼里扫了起来。扫了几下，又觉得一个人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扫地比较奇怪，有一上不着天下不到地的悬空。

我疑惑着放下了扫帚，重新下楼。我走到办公大楼旁边的橱窗跟前，那是一个要，谁来都要经过那里。我打算等到有人扫地我才扫，否则我无法确定自己在一个新单位的行为。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文学的同事，我向他打听包区。他说，包区就是你我脚下站的这块地方，没什么好扫的。说完他就到收发室看信去了。我左右看看，其他门有人拿着扫帚陆续来了，没有文学的人，我内心到无比孤独，如芒刺在背，有一四面受敌之。好在只是方寸之地，我几下就扫完了，我有些不放心，又去问别的门的人。那人瞪着我说：你们文学经常差，包区就那。

扫完地上楼，文学的秘书才来。

她告诉我主任差到北京去了，下星期一不用来开会，主任让她布置我看剧本并提意见，但又没留下本。她让我先看看书，等主任回来再说。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到电影厂上班的情形。

后来我才知，这整整一个星期不用来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不谁当主任，都会经常到北京去，主任一不在家就不用来开例会，扫地也是不用扫的，一年扫两次就够了，十一一次，元旦一次，你一次都不扫也不会扣你工资。

有时候连着两三个星期都不用来上班，连你自己都忘了是电影厂的人，这时厂里却来了电话，说厂里发广柑橘了，你快来拿吧，果不能放。有时是白糖，一发就是十斤，有时是排风扇，一人一个。当年电影厂经济效益甚好，经常有东西发。我用自行车把一筐新鲜的广柑、橘、芒果运回家里，整日睡大觉、写小说、谈恋，我边写小说边吃果，每天要吃一两斤，这边刚刚吃完，那边又通知说厂里发果了。

那真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幸福时光啊！这样的好时光再也不会有了。为此我永远都要谢广西电影制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