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不好，读者一看便知，嘛非得有人金玉牙给你表扬？唐宋八大家，加上我肖某人共九大家，其大著大作就不是谁表扬来的，是读者读来的。陶渊明似乎从没有请人表扬的兴趣。他一直不太习惯迎来送往那一，接待平老提不，官才到小小七品县团级便挂冠而去，长年躲在江州乡下，扶梨采，喂放鸭。偶尔写几首打油诗，只是觉得好玩，又可消磨时光，并不想芳百世，也没有振兴中国文学事业的雄心壮志，自然毫无请人写表扬稿的必要。何况也没亲戚在作协当主席，或在著名大学文学教授，谁也不会把你的打油诗当回事，更别说个什么鲁迅文学奖或茅盾文学奖的，拿诺贝尔文学奖更是痴心妄想，老鼠想吃天鹅。当时有个叫钟嵘的，估计是作协主席或文学研究所所长之类的人，构思了好久，准备《诗品》，给诗人们搞个排行榜。放话去，家里门槛都被人踩烂，惟独不见老陶上门送书递红包，甚至电话都不肯打一个。你陶渊明不就写了几首打油诗么，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是岂有此理。钟所长嘴一撇，仅将陶诗列为中品，视为不之作。老陶无所谓得很，反正诗品跟什么一级作家二级诗人三级枪手一样，又不跟工资挂钩，懒得理睬他姓钟的。谁知东晋以降，特别是到了唐宋，东晋文坛和钟嵘之类评论家大力表扬，煞有介事推为上品的东西，读者们全不买帐，却捧起被他们认为不的陶诗，读得津津有味。想当年老陶若天天带着红包礼品，去评论家和作协主席家里讨表扬稿，没写几首像样的诗作，千年后的我们又知他老陶同志到底是哪葱？

正因我这么害怕表扬稿，才特别佩服某些文坛或别的什么坛的领袖人，谁发表了大作，了大著，只要请他表扬，总是架式一摆，提笔就写。偶尔读到过这类表扬稿，发现文中所言，与原作原著本搭不上界，才意识到领袖们压就没看过人家的大作大著。没看原大作原大著，竟然也洋洋洒洒，屋见瓴，写那么有平的表扬稿，足见领袖们功力之之狠。领袖人到底不是吾等笨人，绝对不会自找苦吃，自寻刑受。不吃苦，不受刑，人家受到了表扬，自己拿到了丰厚笔费，各取所需，两全其，我除了佩服还是佩服，别的就不好多说了。

再说会刑。

不知谁这么智慧超群，发明了会议这么个好东西，实在让人敬佩。从小我就喜开会，尤其是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记得每次斗争会上，音喇叭里总会播放那首声情并茂的《不忘阶级苦》。那是那个时代最最著名的行歌曲，比起现在的《情人》《双截》、《老鼠大米》、《你是我的玫瑰》来，会唱的人不知多了几万倍。旋律也优得不得了，至今音犹在耳：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歌声中地主着帽，帽上写着打了红叉的地主本人芳名，被隆重推到台前，跪在砖上接受批斗。批斗到关键，号声狼翻波涌，此起彼伏，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一拨过一拨。小将们和人民群众喊一声号，地主就会应上一声：我罪该万死，我遗臭万年！帽跟着往前一啄一啄的，稽得很。有时用力过猛，帽带系得不牢，帽会脱离地主狗，掉到的台下，逗得人民群众哈哈大笑。小将们也会大笑着带呼：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恶狗地主狗落地！

除了斗争大会，还有批判会。批判会要行思想批判，那是大人们的事，我们人小没什么思想，批判也白批判了，这会议还没资格参加。直到上中学，该有些思想了，才开始光荣地正式参加批判会。一般是在学校里批判老师。平时老师们凶神恶煞，教训起咱们革命学生来毫不留情，这下到我们反过来批判他们了，想想就乐。见老师们威风扫地，低着认罪的，被批判得无完肤，我们就得意得不行，真想冲上前去，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只是咱们农村的孩，学龄没到就被父辈摁着拜过孔圣人，背过人之初本善，上学起蒙又在父辈督促下，趴到地上跪过老师，说是活着的孔圣人。对老师们也就心存敬畏，诛笔伐时难免有心理障碍。真要上前打翻老师，再踏上一只脚，脑袋里的孔圣人立作起怪来，顿时勇气锐减。不过再怎么的，批判会太够刺激，有参加绝对不会落掉的，至少比关在教室里快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