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老板把董事长亲自上门跟他们谈项目、谈投资看成自己的荣幸，看成自己积累政治资本的机会，当成跟上面建立有效联系的机遇，凡是去谈的企业只要有钱没有不血的，甚至有的企业没有在我们的棋盘上也主动跑来要求投资。我当时看得很清楚，这些国有企业的对我们项目的可行跟我们公司运作这些项目的能力本不在乎，他们是抱着白扔也要扔的心态，豪大方地把几十、几百万的资金投到了金城公司。金城公司适应新的形势，很快从金城经贸公司变成了金城份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也像一只瘪的臭虫足了血，变得财大气起来，短短半年时间，公司的账面资金就从原来的一百多万膨胀到了四千多万。”

胡志刚说到这里慨地摇叹息：“通过这件事情，我更真切地受到，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资产监督不到位，经营者权力过大等等这些伴随着改革开放现的弊端，如果在化改革的过程中不及时有效地加以解决，国有资产的失损耗、国企的腐败、经济效益低下等等就是国企永远摆脱不了的痼疾，最终必然导致国有企业整垮台。”

何天亮跟三立对国有企业的命运并不兴趣，他们兴趣的是白国光、金城公司的情况，所以何天亮打断了他的慨，把话扭到了他们关心的题目上：“金城有了钱，董事长、白国光这些人该往自己兜里面搂了吧？”

胡志刚说：“那是当然，不过他们还不到把钱搂到自己兜里又能躲过法律的追究，于是我对于他们更为重要了。这时候他们开始对我更加倚重了。董事长几乎每天都要把我揪到她的办公室里——公司有了钱，董事长也开始天天到公司办公了。白国光终于兑现了他的诺言，分给我一三室一厅的房，工资更十足发到了八千多块。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像模像样地筹建中俄边贸易大厦，开始装修证券易大厅、开始搞对外贸易了。这些所谓的项目一开始就是空壳，只不过是转移资金的技术手段。项目开始了，公司就可以叫喊资金不足，董事会就决定面向社会筹措资金、向各家银行申请贷款。社会筹措资金的数额达到了两千多万，银行贷款数额也达到了三千多万，这个时候单从公司资产负债率看，公司已经是资不抵债了。”

胡志刚喝了一茶，三立劝酒，他谢绝了，接着往下说：“社会集资款不能不还，不还就会引起社会动，这是政治事件，是要丢官掉脑袋的大事，所以当社会上传金城公司经营失败，资不抵债的传言时，购买了金城公司债券的老百姓急了，把公司围了几天几夜，有的还到省政府门前请愿示威。在这情况下，金城公司一分不少地全还清了社会集资款，虽然欠了一些利息，老百姓能把本钱拿回来就已经谢天谢地大叫万幸了，哪里还顾得上再追讨利息。接下来是银行上门追讨贷款和利息。银行的钱也不能不还，不还就得上法，彻底清算公司资产，于是公司拖了半年多，终于也把银行的贷款还上了。在这个过程中，公司账面亏损达到四千多万，每一笔亏损都清清楚楚，来龙去脉历历在目，谁来查账都亏得光明正大，只要脸厚一，谁也没办法。其实金城公司也是过于小心了，只要社会集资还上了，银行贷款应付过去了，全省上上下下都松了一气，金城公司亏不亏，亏了多少谁还有心去究？最终亏的都是那些给金城公司投资的国有企业。话说回来，这些企业投资的目的本也不是为了靠金城公司给他们赚钱，说透了就是要买上级领导个好。所以亏不亏的谁也不会认真追究董事长的责任。实际上，我心里明白，金城公司并没有那么大的亏损，他们的也了一些成本，比如到内蒙古边境购买土地建设边贸市场、在省城租了一座楼搞证券易所等等，再加上归还分社会集资利息和分银行贷款利息等等，总支额不超过一千万。而他们从各个企业来的投资有四千多万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