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是曲别针别着的两张纸，一张是工资支票，和合同上签定的数相比，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另一张是打字机打的纸片，上面有我的姓名，分证号码，还有一个简单的数字：8。然后我抬起来，看到那个唐山女孩坐在M1的办公桌上，广瓶的盖打开了。她一手拿了那两教鞭，另一只手拿了棉在着，瞪着睛说：谁先受帮助呀？还不等回答，她就走到床边，把帘一拉，钻到里面说：照老规矩，女先男后吧。我们又静坐了一会儿，听到唐山女孩说：快儿吧！你们后面还有别人哪！再说，早完了早回家呀！于是F1就站了起来，背朝着我，脱下了制服裙，了泡泡纱那料的内、宽广的，还有两条壮的，撩开帘钻去了。这时F2站起来，脱下外衣，把衬衣的下摆系在一起，并且也脱下了裙。她的很长，很直，穿着真丝内，带边还有绢，这时候她自言自语地说：对，对，早完早回家；与此同时，脸上红扑扑，青也暴来了。我倒是听见了那声音，但我还不敢相信是真的。后来帘拉开，两位女士钻了来，穿上衣服走了。唐山女孩也走了，走之前笑嘻嘻地对大家说：有谁想让我帮助，可以过来。我觉得那话是对我说的。后来房间里只剩了我们——M们。大家都坐着不动。终于M1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老同志带个吧；走到床边上脱了躺上去，把纸片递给保安员，说，我是5，字打得不清楚。这时我还是不信。直到藤条（也就是我以为是教鞭的那东西）呼啸着到他上，我才信了。

现在让我来重述这个事件，我认为F1和F2在这件事里比较好看，尤其是F2，从帘里钻来时，若秋，面似桃；M1最为难看，他把白夏布的大衩脱到膝盖上，了半起的——那东西黑不溜秋，像个车轴，然后又哼哼个不停。然后就顺序行，从M2到M3，到M4，直到M5。我丝毫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躺上了那张床，但是我上现在冷飕飕的，仿佛涂上去的酒还没有完全挥发。还有八疼痛，分明。我正在街上游，天已经很晚了。我应该活下去，但是这个决心很难下。但是假如我下定了这个决心，那么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就算是改造好了。万事开难，第一回羞愧、疼痛，但是后来没准会喜——只要不在生人面前。我应该回家，但是这个决心很难下。假如家里没有F就好了。但是假如我下定了这个决心，我作为一个男人，也算是改造好了。执鞭的保安员轻描淡写地安我说：你不要张，不过就是打两下，没什么。假如真的没什么，何必要打呢。

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你现在当然知，那天晚上我还是回了家。我现在和F住在一起，她完全知这件事，并且能够理解，用她的话来说，你别无选择，所以只好这样生活了。我现在多少适应了这生活，和周围的人也熟了。假如没有新来的人，每月这一关也不太难过。就像一个伤已经结了疤，假如没有新东西落去，也就不会疼痛了。这件事使我们真正犯错误的人最为痛苦，而那些走后门来的除了觉有害臊，不觉得有什么。我还知一件事，那就是我再没有力、也不想再犯思想错误了。

现在我总选择那个唐山小姑娘对我行“帮助”这件事多少带一调情的味，但是她要些小费，因为她该只“帮助”女士，所以这是额外工作。她对此情很，除了能挣钱，她还觉得打男人是享受。这个时候，她一面涂酒，一面还要聊上几句——“这个月是6，你知为什么吗？”“这是因为我在办公室里说笑啊。”“你以后别说笑了，太太见了多难过呀。”“能轻一吗？还要开车回家呢，坐在伤上受不了，多多拜托了。”“轻可不成，我负不起责任。我打你的上半，不影响你开车。你别忘了教我写书——开始了啊”

如前所述，我在写《我的舅舅》时，是个历史学家。那时候我认为，史学家的份是个护符。现在我知了，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我的护符。假如你很年轻，并且自以为有天才的话，一定以为这些很可怕。但是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的结论是，当一切都“开始了”以后，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我现在只是有怕死。等死了以后就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