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冬，说洛杉矶有冬，无异“为赋新词说愁”孝贤由纽约沿路过来，一行还有朱天文，吴念真，舒琪。吴念真半路走了，我心仪甚久，却无缘识面。

放电影的前一晚，卢非易一车将他们载来，我却正在洗手间，听得外面车门关得砰砰响，心里着急。来相见，孝贤还是那个孝贤，一棵大树瞒得严严实实。朱天文却令我一惊，小个，话不多，渺目烟视。孝贤的几好片都有朱天文编剧，其才已是侯孝贤电影的构成之一。天文离洛杉矶时送我她的书，当夜即读，甚是敬佩，此不表。

第二天去西好莱坞看《悲情城市》，映前不免是礼服晃动，酒随取的老，顿生无聊之心，想，孝贤的电影在此地演，若错，自在误上。

果然，映后的现场座谈，只有散落的十数人，听问者的英语，都带音，心下释然，笑礼服们散去得有理，片中那样庞杂的血缘关系，简直是考国人心算。意大利人对家族关系的理解真是一的，《悲情城市》得威尼斯大奖有理。

《悲情城市》令我想到贝托鲁奇的《1900》。《1919》有历史的和因无奈于历史而的嘲之，其结构是“历史”中的“历”“史”反而是对“历”的观念，贝托鲁奇以二者完成其审的质量，但许多人不也是这样的吗？所以《1900》的好在钟情于角的生长质而惑于观念对生长环境的价值判断，无论角的还是导演的。孝贤的《悲情城市》其实不当拿来类比。《悲情城市》被喧闹于历史，我认为那是正常的商业手段。《悲情城市》是伐大树倒，令你看断面，却又不是让你数年以明其大，只是使你摸这断面的质，以悟其系绵延，风霜雨雪，皆有影响，不免伤残，又皆渡得过，滋生新鲜。《童年往事》其实已是大片规模，但人都作小片看，一个人从小长到知情知，其艰难不亚于社会的几次革命，之间随时有生灭，皆偶然与不可知。片尾兄弟几个呆看人收拾死去的祖母，青竟可以是“法相庄严”生死相照，却不涉民族人的聒噪，真是好得历历在目在心。埃托莱·斯柯拉（EttoreScola）的电影《家族》（LaFamiglia）纵八十年，横五代凡数十人，看完却惊异完全没有外景如有外景及戏剧功力之举重若轻、举轻若重。我常以为法国人意大利人天生会用电影说话，孝贤则使我同样看他的电影。

《悲情城市》有一极难拿，就是有关知识分。知识分不易描实，因为这人常示人以思想，转述他们的思想，搞不好就让人误以为是创作者的思想。孝贤以前的作品里还没有现过这么多的知识分甚至有关他们的命运，这一次陷阱得以渡过，是孝贤拍“天意”以“自然法则”，是以知识分展现为现象“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由此反观回去，孝贤的电影学其实一向如此，照说本不该对孝贤有“大题材”“小题材”的要求。这要求，如果不是投资者的广告手段，就是某某分自作多情的偏狭。中国大陆电影受“大题材”之误，其实已到了甘心情愿的地步，又常常是哲学之狼披上庶民的外衣，狗嘴里偏吐象牙来，观众不傻，当然将“悲剧”作“喜剧”看。我若滥好心，倒可以拿大陆的例来劝孝贤，可孝贤在这方面是“免疫”的。所以找指《悲情城市》为大树，是指人关系庞杂，却自然生长为树。

所以这“历”这“史”才来得活，来得泼。其中各人等，若大风起，不同树木，翻转姿态各异，却无不在风向里。小角妄得一个“风”字，大师只恣意写树。

孝贤的难学也在这里，看就是了。这类东西尽可以分析，尽可以研究，但生猛海鲜常可轻易摆脱象之网。此，也是我认为的孝贤的好，自己总是再看一遍又不同一遍。细想几年的往，孝贤原来没有说过几句话，倒是我尽在聒噪，悔得躲在床上学曾三省吾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