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败”堂哥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在纽约。上海市容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只是老了旧了四十年，郊区变化却大，虹桥路拓宽了几倍，我经过虹桥旧居，只见一片荒草中竖着一栋残破的旧屋，怎么看怎么不像，后来还是问准了附近的居民才去的。房给了炮单位，住去七家人。我从前的卧房住着一家四，新主是山东人，非常和气，知旧主来访，异常殷勤，他忙着冲咖啡，又拿糖果来招待，我们合照了好几张相，他们住在我那间房里，也有二十五年了。“屋前那棵宝塔松呢？”我问新主“树死了，枯掉了。”他说。我记得那棵宝塔松过二楼，枝条摇曳像一柄大的翠盖，一年四季绿森森的，护住屋，那么实的松柏，居然也会坏死，真是“树犹如此”新主要留下我吃饺，我赶忙婉谢，不愿意麻烦他们，我说我还要赶着去看另外一个家呢。

从前法租界的贝当路(今衡山路)、福熙路(金陵路)以及毕勋路这一带都是住宅区，大半是三○年代建的，是法国式的洋房，路上法国梧桐两排成荫，颇欧洲风味。毕勋路底与祁齐路(岳路)的那块三角公园中，从前立着一尊俄国大诗人普西金的铜像，文革期间红卫兵把铜像打掉了，据说最近又要恢复。普西金那首浪漫情长诗《尤金奥乃琴》(EugeneOnegin)我倒喜得很，不知普西金又怎么会惹怒红卫兵了。毕勋路一五○号在中段，是一栋三层楼的法式洋房，房的形式有特别，楼底是仓库、厨房，一大门便有一大理石螺旋形的楼梯一直蜿蜒伸到三楼去，二楼是大客厅，大厅是椭圆形的，两极是两个厢房小厅，饭厅用，客厅一面外接台，台下面便是园，园里有一个池，三楼才是卧室，卧室外面也有一个台，可以乘凉。我记得夏天晚上房中气久久不去，我们都到凉台上喝酸梅汤，一直到下来，才回房去睡觉。毕勋路这栋房也曾数易其主，最先是上海画院，客厅那些画，颜犹新，大概经画院的艺术家修缮过。现在属于越剧院，有一面围墙打掉了，新建了一栋研教室，原来的房屋，二楼变成了“越友餐厅”对外营业，三楼用办公室。我得到越剧院的允许，去参观了三楼。原来越剧院名誉院长袁雪芬的办公室竟是我从前那间卧房，小时候我就知袁雪芬是越剧皇后，我还在报上看过她扮演“祥林嫂”的剧照呢！那时她在上海红遍了半边天，她的办公桌搁在窗下，而从前我的书桌就放在那里，可惜那天她不在，我倒很想会见一下那位越剧名演员。园里的树木维护得很不错，那些香樟、松柏、冬青、玉兰苍翠如旧，一树桃，开得分外鲜艳。池涸了，只剩下一层绿苔，从前池边有多尊大理石的雕像，都被红卫兵打得光，毕勋路一五○号也曾历过劫的，据说连袁雪芬也成为重批斗对象，拉去游街示众。最近我看了郑念写的《上海生与死》，文革那十年，上海大概就是像她写的那样恐怖吧。

“上昆”与越剧院有来往的，他们涉一下，我们在“越友餐厅”的厢房里，得到一桌席位。“越友餐厅”的大司务是“梅龙镇”的退休厨师“梅龙镇”是从前上海著名的川菜馆，现在还在，连门面都没有改。那晚的菜真还不错，价廉，一桌席才两百块人民币，较一些宾馆，好得太多，上海新兴的小厨比起那些老师傅来，手艺真要差一大截。那晚我跟“上昆”那几位朋友痛饮了几瓶加饭酒，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们，毕勋路一五○号的历史，那份惊奇，我只留给了自己。一餐饭下来，我好像匆匆经历了四十年，脑里一幕幕像电影一般。我记得有一年新年夜，哥哥姊姊在毕勋路开舞会，请来的客人都是他们中西女中和圣约翰的同学，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洋派兮兮的。有一个叫陶丽琳，是二姊的同学，英文歌唱得极好，那晚她唱了“YouBelongtoMyHeart”是支，男孩女孩得样百，从前上海学生舞是得灵光的。永安公司郭家的孩也来了，还有几个圣约翰的篮球校队。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孩，男孩们都争着去跟她们舞，女孩的一番矜持、一番作，就好像好莱坞的B级电影一样，而那幕喜剧，就是在毕勋路一五○号的客厅里上演的。当年舞的那些男孩女孩如今都已老大，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去了香港、台湾、国、欧洲，他们个人的命运遭遇，真有天壤之别。这次我回到上海，还碰到一位当年舞的女孩，她是锋最健的一个，谈到四十年前毕勋路一五○号的舞会，她那张历尽风霜的脸上，突然间又焕发一片青的光彩来。

我跟“上昆”诸友离开毕勋路一五○号的时候，已是微醺，我突然有时空错的觉，一时不知今夕何夕，在何。遽别四十年，重返故土，这条时光隧是悠长的，而且也无法逆而上了。难怪人要看戏，只有到戏中，人才能暂时超脱时与空的束缚。天宝兴亡，三个钟也就演完了，而给人留下来的慨，却是无穷无尽的。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