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灭。但不同的是，宝玉最后遗弃红尘，采取了家人对于世情的冷漠。

《红楼梦》很早便有王际真以及德文版翻译过来的英译节本，后来更有众誉霍克思(DavidHawkes)主译的全本，但据我在国教授这本小说多年的经验，一般西方读者对《红楼梦》的反应，崇敬有余，烈不足，反而不如对《西游记》、《金瓶梅》直截了当。当然，西方读者要跨《红楼梦》的世界的确有许多文化上的阻隔，但我发觉西方读者一大困惑在于如何去理解贾宝玉这个“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的奇特人，用西方标准，很难替这位“痴公”定位。夏先生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中的主角米希金王与贾宝玉互相观照，便使宝玉这个人，从宗教文化比较的视野上，刻划一个较为容易辨识的廓。陀氏撰写《白痴》，设想米希金王这个角时，一度曾称其为“基督王”可见陀氏本来就打算把米希金写成基督式的人。虽然后来米希金变成了一个白痴的“病基督”无法救世，但米希金满怀悲悯，企图救赎苦难中人的心，这情怀则完全是基督式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赞李后主的词“以血书者”而且认为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我觉得王国维这句评语用来评曹雪芹的《红楼梦》尤其是贾宝玉这个人，可能更加恰当。宝玉怜悯众生，大慈大悲，一片佛心。如果米希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基督式的人，那么曹雪芹有意无意也把贾宝玉塑造成释迦式的人了。事实上宝玉与悉达多太的世便有许多相似之，生长在富贵之家，享尽世间荣华，而终于勘破人世生老病死苦，最后家悟成佛。从宗教寓言的比较角度，来诠释贾宝玉，恐怕西方读者对这个中国“白痴”容易接受得多。在基督教文化熏陶下，产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作品，佛教文化却育曹雪芹的《红楼梦》这块光芒万丈的瑰宝来。

夏志清先生这《中国古典小说》与我个人却有一段特殊的文学因缘，这本书曾经使我受益良多。远在六十年代中期，我正常为《现代文学》筹稿源所苦，论文方面，《现文》多刊登翻译的西方文学评论，而论评中国文学有分量的文章十分缺乏。我们很兴奋在一九六五年第廿六期上，首次刊夏先生那篇《〈浒传〉的再评价》，这篇论文是他《中国古典小说》中论《浒传》那一章的前，由何欣先生翻译，何先生在译之前有这样一段引言：

我国旅学人夏志清教授近年来对中国新旧小说的研究，早已赢得中外学者的钦敬。他的论文经常发表在国外的权威刊上，他的《现代中国小说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早已为士林所推崇。我觉得他的论著实在有介绍给我国读者的必要，从他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我们不能只在“考证”的圈里转来转去。

何先生这一段话，很能代表我们最初接夏先生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论著受到的启发。接着《现文》第廿七期又刊夏先生的《〈红楼梦〉里的与怜悯》，这篇论文后来扩大成为他书中论《红楼梦》的一章。那时我已知夏先生在计划撰写《中国古典小说》这本书，等他书刚完成正在付印，我就请他将样稿先寄给我阅读，因此我可能是最早看到这本书的读者之一。一来我希望先睹为快，二来我也希望将此书各章尽快请人译成中文在《现文》发表。我记得那大概是一九六八年的初，我接到夏先生寄来厚厚一叠样稿，我了两三天时间不分昼夜，一气看完，看文学批评论著，我还很少到那样兴奋过，书上所论的六小说，本来早已耳熟能详，许多地方视为当然，可是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却好像顿前一亮，发觉原来园中还有那么多奇异草，平时都忽略了，那意外的惊喜，是令人难忘的阅读经验。

除了《三国演义》那一章是请庄信正译刊在《现文》第三十八期(一九六九)外，其余各章仍由何欣先生翻译，刊登《现文》的有五章：《导论》(第三十七期，一九六九)，《浒传》(第四十三期，一九七一)，《西游记》(第四十五期，同年)，《红楼梦》(第五十期，一九七三)。何先生本来把《金瓶梅》及《儒林外史》也译来了，《金瓶梅》打算刊在第五十二期，但是当时《现文》财源已尽，暂时停刊，所以《金瓶梅》、《儒林》这两章中译始终未在台湾的刊上现过。但夏先生这些论中国传统小说的文章，对当时台湾学界，已经起了示范作用。那时台湾的大学中文系课程，还相当保守，小说研究，不是主课，教授的人很少。台大中文系柯庆明教授曾经担任《现代文学》后期的主编，他那时还在台大当助教，由他一手策划，在《现文》四十四、四十五两期上，登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辑”撰稿者多为台大及辅仁中文系师生，两期上论文共二十四篇，包括由先秦到明清的文言白话小说，夏先生的《西游记》也在里面。这是破天荒一次，台湾大学的中文系如此重视小说研究。整个专辑的大方向皆以文学批评为主，脱离了考据范围，这些论文的基本神，是与夏先生论中国古典小说相吻合的，可以说，夏先生的小说论著，在台湾当了开路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