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雨农相会合。

在一起的还有”中合作所”的方负责人，海军准将梅乐斯。

前一年”财神”与雨农发生严重误会，别有因果；但使得雨农几乎栽跟的一事由，却是为了梅乐斯与他的属。请了人家来，自然要有地方给人家住，但供给的住，总不能让洋人上天茅坑，起码要有简陋的卫生设备；事机迫，又为了保防上的严格要求，无法正式备公事，请预算、公款公用，为盖中合作所宿舍挪动了一个短时间，不为”赵玄坛”座下的”黑老虎”抓住了”小辫”板起脸来公事公办，这话自然就难说了。

有此一段渊源，加以梅乐斯久知杜月笙的名声，所以相极。”三人同心，其利断金”有、杜、梅同心合力到东南去署，盟军登陆、国军反攻，可说胜算在握。因此，当杜月笙换上中山装，登上军用机时，步履轻快，豪情万丈，似乎年轻了好几岁。

第一站是贵州东行的要冲芷江；逗留3天，续飞福建长汀，循陆路经连城、永安而抵南平；复由建甄、崇安江西转浙，安抵淳安。

“那么，”金雄白问：“你们恒社总有人去见杜先生吧？”

“杜先生从重庆动，我们就派人到半路上去接了。在长汀见的面。”唐世昌又说：“到了淳安，有熟人回上海；杜先生托他带了信来，说就要回来了。”

“怎么回来法？打回来？”

唐世昌笑笑答说：“这就不知了。这些都是采丞经手；你最好跟他详细谈一谈。”

“过几天再去看他，这两天我遇到麻烦，先要把他摆平了再说。”

“是，”唐世昌关切地问：“为了《平报》停刊的事？”

“是的。”金雄白问：“你听到什么没有？”

当陈群任”江苏省长”时，发展谢葆生为”警务长”；此人当年是杜门”八党”之一，此时在上海开一家”仙乐斯舞厅”他之”荣任警务长”在观上不仅比褚民谊当”海军长”还要稽；而且还会使人将瓦冈寨上，两野的程咬金，与汪卫联想在一起。陈彬龢便毫不容情地斥之为”氓政治”汪政府的”官”自是人人愤怒，但却无可奈何。

由此可知，陈彬龢仆人，里外皆红。里红是赤化，外红是日本国旗上的太；当然，很少人识得透他的外红是掩护里红。不过，在里外两层红之间，总还裹着薄薄的一层白；如与金难白的友谊便是。

金雄白跟他本无，只为周佛海对这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陈彬龢颇为痛，特地关照金雄白去接近拉拢；周佛海给他一个原则：凡是陈彬龢参加的社团，金雄白也要参加。这样，如果不能影响陈彬龢的态度，不得已而求其次，还可掣他的肘。

因此，金雄白的名字便常与陈彬龢连在一起，看起来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实际上有如法警与犯人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形影相随，而立场相反。

他们一起参加了好些社团，最重要的一个是”上海市市政咨询委员会”这个组织仿佛市参议会，但实际权力很大；比较重要的市政设施，在决策之前，先须这个委员会认可。”咨询委员”一共19人，包括政坛耆宿颜惠庆、李思浩；”海上三老”；银行家周作民、唐寿民；实业家吴蕴斋、项康元、郭顺等等知名之士。报界被延揽的，就只有陈彬龢与金雄白。

有一次市政咨询委员会召开临时急会议，因为粮源不继，给的”米”将告中断。

太湖区域，本来是中国的谷仓之一，但是日本军队将产米的苏州、松江、青溥一带划为军米区；新谷登场由日军全收购为军粮，以致上海的民问题，一直形成市政上的重大压力。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可购洋米补充；此时海运中断，唯有从内地军米区去设法，这就不能不与虎谋了；当场推定陈彬龢与金雄白负责解决这个问题——19名委员中只有他们两个人跟各式各样的日本人，打过各式各样的。

日军军米区的辖者，是在日军中颇有势力的苏州特务机关长金，恰好他到上海，住在江西路都城饭店。陈、金二人联袂往访，直来意，希望金能在日军军米中拨多少吨，维持上海”米”的给。

金考虑了一会说：“米不成问题，不过要有换条件。”

“请你开来。”陈彬龢说。

金开的条件是：第一、米价须以现款易；第二、负责疏散上海分工厂，迁往内地；第三、供给民夫两万人，为日军构筑防御工事。

这3个条件都是难题。首先，现钞——”中储券”由于印钞票的原料不继，异常缺乏；市面易数字稍大，都用各银行同业往来的支付凭证，诨名”八卦丹”的”拨款单”代表，要筹大量现钞，自然煞费周章，但并非不能解决。

无法办到的是另外的两个条件；金雄白正准备与金涉时，不想陈彬龢已一应承，”可以！”他说：“我们接受条件。”

“那么一个书面纪录。”

金找来一张白纸，潦潦草草地写成一个备忘录。陈彬龢稍为看了一下，很快地签了字；接着将笔递了给金雄白。

在这情况下，立场应该是一致的；金雄白万般无奈，举笔如扛鼎似地也签了字。金收下备忘录，表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