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源；盐商只要有一张”盐引”在手，获得行销某地的特权，几世衣无忧。但销售盐既关税课，亦关民生，所以关于运输理，征税定价，财政有一整法规，且特设”盐务署”专司盐政。而盛文颐一方面为日本人搜括；一方面又为自己谋取暴利，自是不关小民死活，一次一次要求涨价；周佛海总是批驳不准。可是，由里见甫打个电话，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立刻就会行文财政，代裕华提要求，使得周佛海不能不准。真所谓”敬酒不吃吃罚酒”财政威信扫地；周佛海狼狈不堪。

话虽如此，周佛海宁愿自找麻烦，不愿对裕华放松；反正彼此对定了，只要裕华有所请求，不是驳，便的拖。这样火不容搞了很长的一段时期；彼此都觉得很乏味；巧的是彼此都希望金雄白来调停。

金雄白不认识盛文颐，是他的一个在裕华担任级职员的朋友来邀约的；在与盛文颐见面时，金雄白很坦率地表达了周佛海的意思，希望盛文颐顾到大家都是中国人的立场，有事直接商量，不必假借外力。

盛文颐领教过了”不怕官，只怕”的滋味，自然乐得接受周佛海的要求，几度长谈，取得协议，以后裕华有事向财政呈请，由盛文颐、金雄白先跟”财政盐务署长”阮毓祺换意见，商定办法，再上呈文。财政一定尽快批准。所谓”换意见”就是”讲斤”：所谓”商定办法”就是敷衍面。譬如裕华要求涨价1元；财政只准3；裕华二次呈请，折衷准涨半元，老百姓就会觉得财政是在替他们争利益，总算吃到了便宜盐。这样岂不是皆大喜？在达成这个协议的同时，也谈到了彼此合作的计划。盛文颐希望扩大经营，包办整个沦陷区内，盐产的行销。

这件事在周佛海考虑以后，有所决定了；除了淮北地区的盐产，已由日本成立”国策机构”的”华中盐业公司”专营以外，在江浙两省，还有淮南、松江、馀姚3个大盐场，让盛文颐面，另组公司；独家收购运销这3场的盐。

“新公司的资本各半；我们这面一半，希望你利用你的银行去想办法。盈余专门立个存起来；取之于海上，用之于地下。”

由此而始，盛文颐跟金雄白便常有往来，不过，他年迈衰，若非必要，从不门；一天至少有20个钟是在床上，不是睡觉，便是鸦片，所以总是派人将金雄白请了去，请他躺在烟榻对面，一面烧烟，一面谈话。

有一天是例外，盛文颐突然来看金雄白，由他的儿及一名听差，双双扶掖，下汽车走到厅上，已经在气了。

“雄白兄，”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听说佛海先生病了？是不是？”

“是的。”金雄白答说：“发烧，来势好像不轻。”

盛文颐一楞，然后自语似地说：“这样，我倒似乎不便讲了；讲了，只怕会给佛海先生添病。”

金雄白心中一；听他这么说，料知不是好事，便即答说：“盛先生不妨先跟我说一说；如何？”

“好！”盛文颐问：“有个日本人叫辻政信，你知不知？”

金雄白自然知这个人；他是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的一名课长，官拜大佐；正是日本军人在任何机构中都是权力最大的一个阶级。他是个狂的军国主义者，而以战略家自命，好鹜远，标新立异，神经质得很厉害；于是日本的浅薄者称之为”战争之神”越发使得他目空一切，不知天地厚。

“那么，”盛文颐又问：“你知不知佛海先生与辻大佐之间的情形。”

“略有所知。”金雄白照实答说；他只知辻、周之间裂痕甚，却不知裂痕因何而起。

“我有最可靠的情报。”盛文颐放低了声音说：“辻大佐已准备在佛海先生病中下毒手。至于怎样下手，是明枪，是暗箭，我还无法探问清楚。不过消息是千真万确，佛海先生不能不防。辻大佐心狠手辣，一动了手，决不留丝毫余地。我知而不言，情上讲不过去；告诉了他，又怕他着急，增加他的病势，反而有损无益，如今我告诉了雄白兄，应该怎么办，请你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