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又有哪一个男人能够使这样的女人满足？她是那样地贪得无厌，望无边。她已经是个“烂货”啦，人们说。事情是怎样开的呢？在她和幼年时，父母就离了婚，她跟父亲，跟继父，父亲污了她，她逃到母亲，不久又被继父污，的遭遇也是同样的。后来，她们长大了，她在上海了厂。她在外地有了工作，结了婚，丈夫待她，情极坏，便有了一个相好，两人谋害了她的丈夫，双双狱，她先是判死缓，因表现优异，连连减刑。在此同时，妹妹已成了一名暗娼，几经劳教，每一回解教，第一件事就是去南京探望。不久前，她们的母亲去世了，这世界上就只剩了她们妹俩。与她谈话的过程中，她总是在哭，泪了满脸，她的肤有一石灰似的苍白，看上去很瘦弱。她提到母亲哭，提到也哭，后又提到了父亲，她说她从没有过父亲，她从来不叫她父亲为父亲，她两个父亲全是不是人的父亲。我们怀了一卑鄙的诱供的鬼胎问：为什么那样恨父亲？她说，他们总是打我和，那年我才十一岁，他用煤球炉灰的铁勾打我，把我脑袋打一个，他每次都要把我打得血…我们不禁不寒而栗，无法去想象白日毒打女儿的父亲在黑夜里摸到女儿床上去的情景。望了她蜷在一角，扶着床架恸哭的样，我们难免又要去想象在漆黑的夜里，她是怎样钻到同的床上去…她很孱弱的，究竟经历了多少个残酷与脏的黑夜啊！最后的采访使我们心情沈重，我们送她回中队，安她说，去之后，好好地找一个人过日。她说，她曾有过一个男人，对她很好，可是那是个苏北人，她就拒绝了他。我说，苏北人有什么不好？你不应该考虑是不是苏北人的问题。她笑了起来，在她二十多岁的脸庞上，已经有了糙的皱纹。明知我们这一段对话全是在说谎，全是假话，这话安不了她，那个苏北人的事迹无疑也是编造的，可是这样说了彼此心里都好过了一些似的。在这个女人的生涯中，再不会有真实的长久的快乐了。她使我们到那样地无望。一个人的快乐是怎样失去的呢？失去之后还能再来吗？当有了米尼之后，我经常想的就是这个：米尼的快乐是怎样失去的？当米尼经历了那一切的之后，还会有快乐的日吗？

歌咏比赛是最后一个故事了。

各中队列队场，警们穿了全警服。两首规定歌曲，两首自选歌曲，由警们打分，如同电视里的歌赛规则一样：去掉一个最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得分为－－各中队依次上场，穿了各中队自己规定的衣装。个个神饱满，态度严肃，歌声很整齐，使人们想起少先队员的队日。表现尤其的是三中队，平时使队长们最痛的“二”中队，穿了一白衣白裙，在一位红衣红裙的女孩指挥下，齐声歌唱，情绪十分激越。她们的分数遥遥领先，得了第一名。宣布的时刻，三中队爆发烈的掌声，那红衣女孩上台领奖时，竟下了泪。而其馀的中队都十分沮丧，脸上着不屑的神情。会后，就有最末一名的二中队队长跑到大队查分，说评得不公，并且，有一言开始传，那就是三中队评为第一名，是因为队长们鼓励她们，让她们早日改造完毕。而这一切，却都使人们变得天真和纯洁了，无论是还是劳教。

歌咏比赛结束了，劳教们了工场继续活。们下班回家了，汽车在路上颠簸，落日在后窗上冉冉下沈，女孩们长久地快乐地议论着歌咏比赛的事情，这给队长们带来的快乐是和带给劳教们同样多的。我动地想：在这里尚保留着一片圣洁的土地。一九五三年，那一批负了十字架的革命者从闹的上海，来到这偏僻荒芜的丘陵，披荆斩棘，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们以他们那虽然受挫却依然虔诚的信念牢牢卫护着一支朗朗的行着的伫列歌曲。他们三十年来，几乎一直过着类似供给制的生活。一个五岁的孩第一次上海，望着沿街的商店，惊异地说：上海有那么多的供应站啊！甚至三十年来，他们还能完好地保留着上海的音，而没有被四下包围着的皖南音异化，再甚至还稍稍地、隐隐地保存了一些上海人对外地人的小小偏见。它给人与世隔绝的觉。而这些女人们却带着上海最暗的角落里的故事，来到这土地上。她们来了两年或三年，就走了，再回到上海去创造新的故事，又有一批女人带了最近的奇异而丑陋的故事来到这里。这些故事好像从河床里淌似的绵绵不断，从这里去，留下了永远的河床。

在那初次来到的暴的晚上，有一位队长对我说：有时候，不知自己在这一些，有没有意义。她的脸隐在幽暗的灯影里，看上去有些弱。我鼓励她：“我觉得很有意义，你们的劳动使一些人变好了。”她微笑着看着我们：“你们相信吗？”“我想，我是相信的。”因为那是初来的日，我这样回答。“有时候送了一个人走，很快又接了她来，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了。”她忧伤地转过脸，沈默了很久。她的父亲是最早来到白茅岭的公安，那都是一些带了错误，怀了赎罪心情来到此地的开垦者。她又想说她父亲的事情，张张嘴又打消了念，算了。过了一会儿，她转回睛，说：在这里，有一好。什么好？我问。在这里，面对了劳教和犯人，你会觉得你比他们都，都胜利，你的心理就平衡了。我心里奇异地动了一下，我想，她是将我当成了朋友，才对我说了这样刻而诚实的心情。那一个夜晚，是令人难忘的，月亮很炎地悬在空中，四下里都是昆虫的歌唱。

白茅岭的采访应当到此结束了，可是过后又有一些小事，也是值得记录的。

第一件事是我的同伴宗福先牢牢记着那个淮海路上的女孩的案，想为她的申诉提供帮助，她绝望的神情使我们耿耿在怀。他通过一些朋友关系在公安分局找到了她的案卷，卷中所记录的材料是惊人的，无法为她开脱，她对我们说了谎，效果还相当成功。这使我们对白茅岭得来的所有故事起了疑心，想到我们也许是虔诚而动地一个接一个一共听了十几位女人的谎言，便觉得事情十分稽，却也难免十分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