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否认，态度相当，理不理的。承办员一次一次传讯她，她一次一次地不承认，心里却慌了，她想：这事如说去，会怎么样呢？事情是只这一桩，可是她是有前科的人，会不会一次十次判？这样的例是很多的呀！这时，白茅岭带她的中队长到上海来读书，去她家看她，见她愁眉不展，问她有什么事，她就说遇到这样一个麻烦。队长立即去找承办员了解情况，承办员说，我们并不是要搞她，只是希望她能够合，证实供，将那人的案结束，并希望队长能帮助工作，队长将承办员的意思带给她，第二天，她便将这事代了。不料，却判了她三年，队长说，她前两次劳教期间，都比较文静，态度也温和，不太与人争执，有相当的自控力。而这一次却大不相同几次要自杀，与人打架，格变得非常暴烈，队长们对她说：我们也与你实话实说，判的事不归我们，我们不知，你就不应当和我们闹。你要不服，可以再写申诉，自己不会写，我们替你写。而她则大哭说，她不写申诉，她本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什么公理，这个社会是专门与她作对的，从来没打算要给她路，坦白从宽，悔过自新都是说说骗人的！她横竖是要去的，去之后她横竖是再要坏事的，她横竖是要和这社会作对的！

她来到我们面前，三句话就哭了，她说她恨这社会，恨这世界，恨所有的人，她反正也没有希望了那就等着吧！她发削得短短的，穿一白衣白裙，中等偏材，匀称结实，她的气质似比较细腻，确像是淮海路上的女孩。她家住在淮海中路，兄弟妹多人中，她与妹妹最好，可是妹妹死了。说到妹妹，她的泪如断线的珠，她咬牙切齿地诅咒她的父亲，说是她父亲害死了妹妹。在她第一还是第二次劳教的时候，父亲就怀疑妹妹是否也与她一样的事情，主动将她送到工读学校，女孩后来自杀了。她说：我妹妹是个特别老实的好女孩，在学校里是三好学生，门门功课优良，她怎能去工读学校那样的地方？我饶不了我父亲，我恨他，他那一本正经的样，我看了就恶心！想起往事，她恸哭不已，充满了绝望。她怪这社会把她得这样绝望。她说她十八岁那年，第一次被抓，一去就把她的发都剪了，从此，她再没有什么自尊心和希望了。她这次来后，既不要家里寄钱，也不寄去探亲条，我们说，要不要我们去你家看看你父母，让他们来看你呢！她说：不要，不要，我不能让我妈妈来，她已经六十多岁了，不好，这一路上难走得很，荒山野地的。假如——她的泪忽然止了——假如我妈妈不在了，我就要我父亲来看我，我每三个月就要他来一次，让他带这带那，大包小包拎着，上车下车，再搭农民的拖拉机，荒山野地的跑着来，她很恶意地想象那情景，泪如雨注。后来，她渐渐地平静下来，站在门与我们告别，雨后的光照着她，白衣白裙好似透明了，看上去，她竟是很纯洁的。我们嘱她既来之，则安之，平平安安地度过这几年，我们回上海后，一定帮助她申诉，她说没有用的，我们很有信心他说我们要试一试。然后，她就走了。

又一辆拖拉机到了，老远就听见轰隆隆的声响，门前嘈杂起来。我们回到屋里不一会儿，门却被暴地撞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提了一个大蛇袋，探来，说：队长呢？又退去了。

傍晚，我们在回场的汽车上，看见这位携蛇袋的男人坐在后座，边有一个白发苍苍、坯壮的老人，还有一个六岁的清秀的男孩，很活泼地跪在车座上，望着窗外雨后泥泞的路，落日很绚丽，老人的脸十分沉，那男人则一脸沮丧，却还耐心地回答孩好奇的提问。他们是谁呢？

下车后，见那男和老人带了孩也走了我们的招待所，在服务台办理住宿，心里很好奇，装作看一张汽车时刻表，等待时机和他们搭话，看见表上有一个站名叫"柏店"，不由想起丘陵上孤独的柏树，游转在我们的视野里。他们与服务员涉得似乎不那么顺利双方态度都很急躁和不耐。当那男人涉时，老人在店前徘徊，带了的怒意，好像一困兽，孩则蹲在地上玩他自己的游戏。终于办完手续，三人就走走廊尽的房间，拖着那个大的蛇袋。终于没能说话，只得遗憾地离开，去饭厅吃晚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