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门铃，然后，由那隔的看房女人从麻将桌前站起来，给他去开门。不，比尔从来不是这样凡俗的形象。阿三决定结束这段关系了，她想她不能影响比尔作为一个外官的前程。这么一想，便有了些牺牲的快。然而，接着的一个念却是：我和比尔之间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于是也就没有牺牲这一说了。

没有比尔的日，一天一天地过去。手绘丝巾渐渐市场饱和，那丝绸厂就想转方向，阿三早已画腻了，正好罢手。这时，有画界的朋友来联合，举办一次画展。她已有多日没有正经画画，且有许多新观念，就积极投去。这样，阿三就有些重振旗鼓的意思。当她将画布绷在木框上，再用细钉一只一只钉牢，她意外地发现，这一切起来还是那么熟练，灵巧，得心应手。劳动的愉悦从心升起，比尔变得虚枉了，不值得一提的样。画笔在画布上的涂抹，使她陷细节的劳与焦虑，别的全都退而求其次了。倘若不是为了房租和生活，那几份家教阿三也是要辞掉的。现在，她对付完课程后，便急匆匆地往浦东赶，想起有一幅画未完成在等待她，心竟是意的。

阿三望着丘陵上的孤独的柏树，心里说：假如事情就停止在这里，不要往下走，也好啊！

她想起那阵，朋友们又开始来到她的住，吃着罐、面包，喝着啤酒、可可乐，商量办画展的事项，是多么自由的日啊！可是现在，她看了看窗上的栅栏，不由叹了气，后来闹得确实也不像话了。要说和比尔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她再没见过比尔，也没有他的消息。她家教的人家，虽然是比尔的朋友，但他们外国人从不过问别人的私事，你要不提，他们决不会先提。直到两年后，她在那女作家的客厅里，听说比尔已经调任去韩国，再见比尔，更不可能了。阿三想到，当时听到这消息的漠然劲，她简直不知，她究竟还是不比尔。

那年的圣诞节，阿三还是给比尔寄了一张卡，没有签名，也没有写下地址。不知比尔接到这没没脑的圣诞卡，是怎么想的。这年的画展，最终也没有办成。发起人首先退，为了要去法国。他在路上结识了一个向他问路的法国老太，恰是个画廊老板，很赏识他的才华，将他办去了法国。其实，仅仅是走了一个人，还不要，要的是他这一走，人心都散了。其余的人似乎也看见好运在向他们招手。大路上走来走去的外国老少，不知哪一个可衣父母的。画展不了了之，阿三的房里堆了一堆新作品，大多是墨重彩的块，隐匿着人形，街和楼房，诡秘和森，有着二十世纪艺术所共有的特征，那就是形象的象和思想的，看起来似曾相识。这些年里，阿三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思想有些膨胀，但久不练习，技术退步了，因此，形上的模糊更夸张了象，而思想的针对则更加鲜明，一切都显得极端和尖锐。其中有些力不从心，还有些言不由衷。有时候，阿三自己对着画坐上半天，会疑惑起来，心想：这是谁的画呢？

当这些画积起了一层薄灰的时候，来了一个人。是本地的术评论家。文章写得不怎么样，对画的评价也往往莫衷一是，可因为写得多，渐渐也形成了权威。现在，他正为一个香港画商代理人，这使他在制造社会舆论的同时，又开辟了通往市场的路。他来到浦东的阿三的住，看了阿三的画，立即拍板购下了一幅，并且，与阿三展开了讨论。讨论是从为什么作画的问题开的。阿三说因为快乐，这同几年前的说法一致，语气却要肯定，经过思熟虑的。评论家说：奇怪的是，说是为了快乐，画面却透痛苦。阿三笑：你难连这都不懂，快乐和痛苦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濒临绝境的情。评论家就问理由，阿三又笑了：还需要理由吗？事情发生了，就存在了，存在就是合理。评论家就又刨问她：为什么是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这样发生和那样发生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阿三说也许有不同，也许没有不同。于是他们又谈到事之间有没有的联系。评论家以为表面上没有，实质上却有。阿三的观则相反，表面上有，实质上却没有。评论家便一下绕回去，说：既是这样孤立的形态，快乐和痛苦怎么会是一回事呢？这就把阿三问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