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变的是依旧在被我的命运牵着走，依旧在着、恨着、烦着、活着。变也好，不变也罢，我想这都是我命运的一分，所以也不值得拿来说。

现在夜人静，我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里想着我即将写完的一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刚刚才离我而去，房间里甚至还残留着他落下的气味：我最的医院的气味。这个人可以说是林达病情的一分，我作为林达病情的知情者，我们相识似乎在所难免。在我小说里，我们是在乡下一家简陋的卫生所里认识的——

大雨过后的下午，我的像记忆中一样的疼痛起来，我没有犹豫地吞了两颗阿司匹林便上了床，准备让睡眠一贯地把疼痛忘却、赶走。但疼痛越来越烈，到了傍晚，我觉我要死了，无限的疼痛像条疯狗一样在我上、内，甚至在血里上蹿下，狂吠不停。在愤恨和恐惧中，我迷迷糊糊来到了小镇上惟一能解除痛苦的地方：乡卫生所。因为长期痛，这里没有谁我是不认识的，所以，虽然我痛得睁不开，但他一开腔，我就听是个新来的，他的声音男不男女不女的，像咙给谁掐住了似的。我睁开看，医生的座位上居然坐着一个小孩。

“医生呢？”

“我就是医生。”

“我的天呐，快喊医生来！”

“现在没有其他医生，如果你瞧不起我可以走。不过你想过了没有，我一个侏儒能坐在这里，就说明我医术非凡，信不信由你，信就说，哪里痛？”

晚上，我请他在对门的餐馆吃饭。从餐馆来，我们沿着路散步，为了让他跟上我，我不得不走得像个危重病人，但事实上我早已疼痛全消，并且还从他挂在钥匙链上的那把银小刀上（像一把耳屎勺）看到了彻底治愈我祖传痛病的希望…

当然，这都是小说，变了样的。事实上我是应他邀请专程找上门认识他的，他人也不是什么侏儒，不过如果要跟他散步，我倒还真必须像个危重病人一样的走，因为他已经七十龄，而且由于长年趴在显微镜上窥探世界医学尖的前沿科学，他的视力已大成问题。据说他可以在显微镜下数清蝌蚪一样成群的细胞，却无法在天空中看到一只飞过的小鸟。

海的现是我认识小说主人公的前奏。这是三个月前的事，有一天，我收到一个“文军先生”的传呼，电话打过去，对方说是林达的朋友，并说是林达“喊”他来找我的。在他下榻的宾馆里见面后，他告诉我，他和导师正在研究林达神秘的病“林达和她父亲都认为，你能提供更多更隐秘的情况”所以专程赶来讨教，希望得到我帮助。后来说着说着发现，其实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在网上聊过天，只不过那时他的名字叫“海”然后我们谈了将近三个小时，主要是我在谈。谈话都录了音，说是要带回去给他导师听的。

大概半个月后，他又跟我联系说他导师要求见我，鉴于可想而知的原因，当然只有我去见他。我说这怎么行，我又不是你导师单位的人，不可能他喊走就能走的。想不到我的一个小小难为，最后居然变成了省政府办公厅的一纸命令。我当时真无法想像他导师到底是何等人！

有省政府撑腰，我不但走得放心（还光荣），而且还可以放心地不归，结果本来一两天就可以返回的，我却滞留了两个星期。我也不是在耍，我是完全被召见我的人，文先生的导师——他的智慧，他的科学，他的荣誉，他的奇特，他的经历，他的天才，等等等等，住了，迷醉了！说真的，多年来我渴望“功成名就”的笔一直在寻找它理想的主人，现在主人就在前，我不会——绝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每天捂着鼻在弥漫着我的气味的人群中四奔忙，尽最大限度地追随着导师和他数以百计的学，把他们确凿和不确凿的记忆统统记录在案。坦率说，我已经收集了足够寻常和不寻常的材料，但不要指望我在这里透，我甚至连导师姓名都不会奉告，因为我怕我伟大的计划受到致命扰。从某角度说——在医学界，导师的名字也许比总统还要响亮，还要令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