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吃西餐上——常常是中午他不在单位堂里吃，或下午下班后不回家吃，自己溜达着去西餐馆吃，反正当时他工作的单位离东安市场很近。他记得当年父亲回到家，常一西洋式睡帽、穿着西洋式巾睡衣(都是解放前置的，都已有破损)，倚在床铺的枕垛上很自觉地阅读刚版的《泽东选集》，并手持一红蓝铅笔，用那红的一在上面不时划一些红杠杠，注一些诸如“！”、“！”、“！”一类的符号，还有一回下床来，找笔，蘸着墨写下了“重脚轻底浅，嘴尖厚腹中空”的对，写完不待墨便用图钉钉到床的墙上，钉完还喃喃念诵、频频…但有一回他偶然翻动父亲枕，却又从枕下发现了几册陈旧的线装书，书名叫《儿女英雄传》。他正躲在屋角偷翻那书，被母亲发现了，母亲便将书收回，并对他说：“小孩不能看这个书！”他问：“爸爸为什么能看？”母亲便唠叨说：“他也是星期天才看上一篇两篇，其实他也不该看，这个书很没意思…他从东安市场旧书摊上买的，他说不贵，我看是白糟蹋钱！”现在回想起这一切，便越发地觉得父亲是没找准角。

同院里有一位钟先生，也是旧海关的留用人员，不过不是从重庆关而是从上海关调到北京的，当时他不懂得，如今回想起来，那钟先生跟自己父亲的不同便是找准了角，并且极其认真地行扮演。钟先生一解放就绝对不再穿西装，甚至于也绝对不再穿鞋，更不像他父亲那样还去西餐馆吃西餐，还到旧书摊买旧书，钟先生在院里现时总是一脸严肃，并且经常地给院里的人当面给予赞扬或批评。比如他就记得有一回钟先生不知为什么事来了他们那个月门里的小偏院一趟，大概是找他父亲谈论一桩什么公事，当父亲将钟先生送屋，并且甘木匠一家也恰好在合树下围着炕桌吃饭时，钟先生便用一非常和气的音调说：“刚才我你们这个月门以后，无意中观察了你们两家的土筐…”土筐就是垃圾箱的意思，当时那宿舍大院各家有各家的垃圾箱，是单位里统一发的，并且一律是甘木匠的作品——形状是一长方的上阔下窄的斗，两侧有可供提起的木耳朵，为不致混，各家的垃圾箱一侧都有用墨笔写下的一个姓氏，所以钟先生得以将他家和甘家的土筐严格地区别开来；钟先生指着那并排放在月门一侧的两个垃圾箱，先面对他父亲提意见：“你看，你们这里倒得有那么多的鱼骨，上面还剩着好多鱼啊，太浪费啦！想想志愿军还在朝鲜前线血汗，一把炒面一把雪…不好意思啊！蒋同志你不要见怪，我既然自觉地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那就不能不积极地展开批评自我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你对我也这样严格要求，我们互相监督、共同步嘛！…”说完又转朝着正在吃窝的甘木匠说：“甘木匠，您真是劳动人民的本，优秀的品质值得我好好学习啊！看，您家的土筐里扔的全是地的废，我注意到了，连带一星黑颜的煤渣都没有…看，您一手拿着窝往嘴里送，另一只手就张开着在下面接那掉下的渣儿…我们知识分跟劳动人民的差距，在这些个很小的地方也暴无遗啊！不好好改造思想怎么行啊！…”他记得，已经上到小学的他当时觉得钟先生非常有趣，钟先生有一张不太整齐的黄瓜脸，着一副近视镜，中山装的后背分绷在上而前摆却翘起离开了肚；他记得，钟先生说完那些话，他父亲似乎什么也没说，甘木匠和他那一家人似乎也没说什么，但钟先生却像获得了喝彩似的开步走了，并且在得月门后还扭回朝月门里谦逊地笑了笑，犹如一个自我觉很好的演员在舞台上愉快地谢幕…

是的，钟先生很早就选定了他的角，并且一度扮演得确实成功，在那回对他们月门里的两只土筐行了考察和品评的两年以后，钟先生光荣党，并被提升为一个的副长。

父亲没有找准角。一个没有找准角的父亲能够很好地指导他的女一个崭新的社会，敦促他们在社会上找准各自的角位置吗？多少年以后，他同二哥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无确定之解。

6

那一天父亲兴得满面红光，把手里那封信完整地给家里人念了两遍，重段落又挑来念了一遍，并且在饭后借着酒劲捺不住地跑去向甘木匠炫耀了那封来信所带来的喜讯，甘木匠也确实由衷地分享了父亲和他们全家的那一快乐，那一骄傲。

那是他大哥的来信。寄自广州。原来大哥离家走以后，狼迹天涯的最终结果，是在1949年天投了解放军，并参加了军广东的战斗，一直打到了广州，在广州又参加了肃清潜藏残匪的战斗，在一次突袭中，大哥当场击毙了三个藏在楼房里的匪徒，但也不慎被一个匪徒击伤右臂，结果从三层楼的窗台上摔了下来，光荣负伤——信是在医院里写的，说别后数年的情况一言难尽。总之现在自己已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并荣立了三等功；又说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篇介绍人民新海关的文章，里面提到了留用旧海关人员的必要，所举的例中有爸爸的名字，令他无比兴，无比欣。因而上倚在病床上写下这封信，希望爸爸原谅他以往的鲁莽无礼，同时希望能早日有机会同家里亲人团聚；又说他已申请加中国共产党，并问爸爸是否也在积极争取？又问到妈妈的，问到二弟、三弟、妹妹和小弟的情况，是不是都已加青年团和少先队？说他非常想念家里的每一个人，希望大家都给他写信，同时告诉家里人他的臂伤确已接近痊愈，他要争取早日院，一步投肃清残匪的神圣斗争…信并不太长，但那分量确实重如磐石！

他记得收到大哥这封信没多久，单位里便给他家住屋的门楣钉上了“光荣军属”的匾牌——是由甘木匠踩着凳给钉的，随着钉锤响，单位里专程派来的人和院里的一些人便围在那门鼓起掌来，钟先生也在其中，而且掌拍得最响；他记得父亲除了同别人应答，还专门对着钟先生问了句：“钟先生，这四个笔字功力如何？”钟先生满脸艳羡的神，连连说：“同志相称同志相称，叫我钟同志老钟都行…蒋同志您真教有方，这‘光荣军属’四个字岂止是书法佳妙，这是您全家的福气啊！…”确实福气，他记得，自从他家门楣钉上了那块小小的匾牌，逢年过节就总有单位里、街上的人提着些劳品送来，除了果是必有之而外，还有糕之类，有一回不知为什么送的是一只大铝锅，还有一回是一个和平鸽的石膏像。

父亲从那以后自然经常给大哥写信，大哥也经常来信，父亲又要求他和阿、小哥都每月至少要给大哥写一封信，最难完成任务的是他，因为除了那在父亲摔下一整碗臊面以后，扭便迈家门的一个印象而外，大哥对他来说几乎等于一个象的概念；实在不知写什么好时，他便用蜡笔画一幅画寄去，记得画过一棵树，旁边写上那就是家里院中的樱树，请大哥回来在树底下乘凉；还画过一个大屋的殿堂，旁边写上那就是离家很近的隆福寺，请大哥回来一起去隆福寺喝很香很香的面茶…

7

大哥竟从天而降！

大哥伤愈后从广州调至了海南岛，在当地驻军中任一个汽车连中的排长。大哥会开汽车是不足为奇的。母亲早就讲过：“老大读书读不动，可他从小就有冒险的本事，刚上小学就敢偷着骑你爸的自行车，坐不到车座上，就一只从横梁下掏过去蹬那脚蹬，一扭一扭地骑，骑得飞快，不会刹车，就看准了一电线杆，骑到那前使劲地一抱，结果他人挂在电线杆上，车还在往前跑，把街上的人都吓得哇哇叫…在重庆海关，那海关划(就是上托船)是不许别人开的，要开就由大车、二车他们开(“大车”、“二车”是海关船舶驾驶员的职称)，你大哥有一回偏偷着去开，好吓人，那海关划疯了一样在嘉陵江里跑，差一儿撞到大船上…后来把你爸气了个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