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审者的意见，请他对书稿作最后一次的修改。这位与我年龄相仿的作者那天脸特别灰暗，与我谈时音调也特别喑哑，但对我倾诉的一番心曲，却令我至今难忘。他说：“人生是桩神秘的事，你不能挑时候，不能挑地，尤其不能挑族，不能挑遗传基因，你就那么落生了。如果你有才华，那么你的才华只能在限定着你的那个环境里寻找机会发挥。有的人在‘文革’前已经开放了他们的才华之，他们发表了作品，有了一定的名声，‘文革’当中他们挨批斗，他们不与‘文革’合作，‘文革’也不要他们合作，他们再不发表作品，他们无憾。但是，像你我这一代人，‘文革’前我们还小，不到我们施展，‘文革’十年正是我们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最要的人生岁月，我们要么甘于淹没，要么就只能在那样一最荒谬的人文环境里寻觅施展才能的机会，于是乎我们到来也投稿，也想发表作品。弹钢琴的就想上台弹《黄河》，搞声乐的就想上台唱《钢琴伴唱〈红灯记〉》，而想演电影的就必然只能到比如《南海长城》那样的片里去找个角…一切都可以储存，而青是不能储存的，只能及时消费。这《雅克萨》我好几年前就开始搞了，已经搞到这份儿上，实在舍不得放弃，其实我心里很明白，这一类东西，还都属于为政治服务即为‘反修’服务的，说是历史小说，其实都难免影，将来两国关系修好，这样的东西就该自动淘汰了…我真想早结束这项吃力的工作，写《班主任》那类的东西。其实《班主任》也还太政治化了，不过这一回你不是被政治驱赶着在搞文学服务，你勇敢地发表了你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我们以后都该抓住好时候，写一真正的好东西…”说到最后，他那浮的脸上竟泛了红光。可没等到我把《雅克萨》的样书送到他跟前，他就溘然而逝了。记得我在得知他病重住院的消息后，在一恍惚不安的心情中来到队的一所医院。医院的设备和医疗技术都是最好的，并且帮助他住医院的朋友恳切地嘱托医务人员尽一切力量挽救他那尚未得以真正施展的才华。但谢鲲垮得很快，他的肝坏死了，据说酥成一片一片的，系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所致。我赶到医院时他已停放在密封状态的急救室，只能透过玻璃隔板观望他，他已弥留状态。当我回忆起这悲惨的情景，我就更切地意识到，我得以在这些年里施展了自己的才能，并越来越摆脱了外在的束缚，构建起自己的良知系统和学意识，并获得一内在的尊重和自信心，该是多么幸运。

在这些年里我送走的同代人远不止谢鲲一个，我又想到了张维安。记得1978年天，当时我们一群年龄相仿的想在文坛上一试手的朋友，同在北京工人育馆参加劫后的第一次北京市文联代表大会。一天傍晚我把他们当中五六位叫到了小树林中，倚着一个不知为什么搁放在那儿的大型泥构件，我向他们朗读了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的手稿，读完最后一行，他们真诚地鼓励我，也给我提意见。那群朋友中就有张维安，他专攻小说评论，所以我格外留心他的意见。后来他一直关注我的创作。我从写社会重大问题转探索人，写中篇小说《如意》以后，他很快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恳挚切的评论。但那不久以后他查肺癌，半年多以后他亡故了。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地令人惆怅，机遇本来是难得的，但机遇到来时不得开放就谢落了。

对那一段历史我尽有牢，并保留对某些重大事态的个人看法，但我得衷心地说，总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期，关键在于改革和开放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富于创造并丰富多彩。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不搞政治运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把思路和力气集中到如何使国家富起来，如何能有更文明的生活这一目的上。自1985年以后，中国文坛明显地趋于多元，现了相当多令一般人瞠目结或大惑不解的作品，涌现了一批从作品到生活态度都不仅绝不同于老一辈作家并且也鲜明地区别于像我这样的作家的新锐人。毋庸讳言，不同学见解的作家间不仅存在着争论(这是绝对正常的)，也存在着隔、误解、门之见乃至人际纠纷(这也并非绝对不正常)，因此，每个作家再一次明确、寻找自己的位置，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在新时期的十年文学运动中我算是一个贯穿型的人，我每年都发新的作品，即使是在1987年被停职检查的那段时间，由于上海《收获》杂志的信任和支持，我也继续在自设的《私人照相簿》专栏中发文章，始终被比较多的读者所注意。1985年我连续发表了《5·19长镜》、《公共汽车咏叹调》那样的纪实小说，又一次引起了轰动效应。湖北作家祖1986年在香港遇见我时对我说：“不人们喜还是不喜你写的东西，都得承认你的存在，一个作家在几年当中能三次引起轰动，这可不简单！”他说的三次第一次自然是指《班主任》、《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连续发的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