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稿费，还有就是去北海、中山公园等游逛。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我就在学校阅览室里读了，心中有一诧异，却也仅止是“一”其他老师似乎连阅读的兴趣也没有，谁也没想到那文章竟是把我们所有人卷一场浩劫的发端。我投给《北京晚报》的小文章，有时就排印在副刊的“燕山夜话”旁边，但我既没有什么受若惊之，更无不祥之兆，因此当几个月后暴怒的“红卫兵”质问我为什么与“燕山夜话”“一唱一和”时，我竟哑然失声…

就在那个天，我棉被的被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制的被。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的事：那时我虽然已经挣到每月54元的工资，又偶尔有个五块十块的稿费，一个人过，经济上一不困难，我偶尔也给母亲寄上十块二十块的，表示孝心。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但我不知该到哪儿去买现成的被，或者买白布来。那是我难以考虑的，这事，当然是问母亲要。

母亲很快给我寄来了包裹，里面是一床她为我制的新被，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令我觉得极为刺心：“…被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好事，给你寄上一床…”

这就是我文章开所说的，与母亲的一次内心里的情冲突，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里，我有一悲凉，母亲给儿寄被，怎么成了“学雷锋，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

当然，在那样的岁月里，这是很细微很卑琐的一件事情，何况很快就了“文革”时期，这对母亲的不悦，很快也就沉心底，尘封起来了。

在“文革”过去以后，因为偶然的原因，母亲在关于那床被的信中所说过的话，又曾浮到了记忆的上层，于是默默地分析：她那是因为受当时社会“语境”的熏陶而顺笔写？是因为毕竟乃一平凡的老太婆，禁不住为一床被“斤斤计较”？还是她对我，说到来并没有最彻底的母？

也曾有几回，在母亲面前，话到嘴边，几乎就要问来了，却终于又吞了去，吞去是对的。也曾设想，是母亲当年一时的幽默，母亲诚然是一个有幽默的人，但她同时又是一个从不拿政治词语来幽默的人。

现在我才憬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在这事情上，她与我已是“两家人”当然她乐于帮助我，但那确实是“发扬雷锋神”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回想起来，

自那以后，结婚以前，我确实再没向母亲伸过这类的手，我的床上用品，更换完全由我自己完成，买不到现成的，我便先买布，再送到街纫社去合成。

母亲将我放飞以后，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但她所给予我的人生启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从细小，挖掘珍贵的宝藏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晖！

世界上最我的那个人去了

父亲于1978年突发脑溢血逝世。父亲逝世后，母亲在我们几个女的家里居住，她始终保持着一独立的人格尊严，持用自己的钱，写自己的日记，并每日阅读大量的书报杂志，在与孙辈谈时，经常发表她那相当独到的见解。比如，她每回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当时的国总统卡特，总要说：“这个焦眉愁的人啊！”她能欣赏比如说林斤澜那样的作家写的味相当古怪的小说…她的行为也仍充满生气，比如收认街纯朴的修鞋匠为自己的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