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豆之类的特殊供应，加以母亲常能“化腐朽为神奇”比如说把北方人往住丢弃的鱼、猪制作成意外可的佐餐品，所以星期日回到家里，那饭菜依然堪称味佳肴，这样再回到学校堂，便更饥难畅。

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那虽只是个专科学校，平心而论，一般的书藏还颇丰，因此也渐渐引得我了迷，几个月后，我也就习惯于在图书馆里消磨，逢到周末，并不回家，星期日竟泡一天图书馆的情形，也现过几次。

不过，母亲每月给我的零钱，在同学中，跟他们家里所给的比，还是属于多的。因此那时我在同学中，显得颇为富有，有时就买些伊拉克枣(那是当时市面仅有的几不定量供应的品)，请跟我相好的同学吃。

1960年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门就发现情况异常，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随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我当然也并不以为自己应当随他们而去，毕竟我已经是大学生了，问题在于：北京这个家，地说，我们的这个宿舍，要不要给我留下？如果说几间屋都留下太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一间？

那一年，父亲他们机关奉命调去张家的还有另外几位，其中有的，就仅是自己去，老伴并不跟去，北京的住房，当然也就保留。很多年后，还经历了“文革”的动，但到来，人家北京有，终究还是“叶落归”了。那时，即使我的母亲跟父亲去了张家，跟组织上要求给我留一间房，是会被应允的，但父亲却把房全退了，母亲呢，思想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的生活。

在我家，在我的问题上，母亲是绝对的权威。倘若母亲提应为我留房，父亲是不会反对的。母亲此举也令邻居们大惑不解，特别是，他们都目睹过母亲在饭和订阅报刊上对我的惯纵，何以到了远比饭菜和报刊更重要的房问题上，她却忽然陷我于“无立锥之地”这还算得上慈母吗？！

父母迁离北京、去张家那天，因为不是星期日，我都没去送行，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听课。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呆地望着天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泪，却有一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那一天，我还没满18岁。

我想一定会有人笑话我：十七八岁开始独立的人生，这有什么稀奇！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有的人15岁左右就参加革命了！而“文革”当中，多少青年人上山下乡“老三届”里最小的一批(“老初一”)，他们去队或去兵团时多16岁。是的，我也曾在心底里检讨过自己的懦与卑琐，所以一直不敢袒那一阶段的心曲。但现在时过境迁，我已年过半百，自己对自己负全责的生活磨炼，也堪称教训与经验并丰，因之能冷静地自己，从旁来观察分析我从少年步青年，那一人生阶段的心理成熟过程，现在更能从中悟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女，特别是对我，无形中所现的那一份宝贵的。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生命验，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历程又往往可以从大上来归类。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里，很多青年人参加革命，或是因为家里穷得没饭吃，或者是家里小康或大富，自己却觉得窒闷，因而主动投革命，离家奋飞。而“文革”中最大多数的知识青年，他们的离家上山下乡，是于一不你积极还是消极还是混沌的状态，总之要随风而去的之中。但是在相对来说不仅小康而且亲情烈的家里，在相对来说属于和平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父母就很容易因为惯与溺女，而忽略了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