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难，把牢底坐穿给我们看，或脆以你们英勇就义的鲜血，警省我等的愚昧堕落，岂不是也比这样地凌空论，更有实际意义？…可是，阿P，我倒听说，林奇已接受法国邀请，去当一年的访问学者，即将启程；而你，不是也正在跟澳大利亚方面联络吗？怎么你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拿西方资本为背景的基金会的钱，吃洋面包，啃洋酪，却恨留在这里的人不敢蹲大牢、洒血呢？…”

没等闪毅说完，野丁便忽然中止惶急的踱步，面对闪毅，两只瘦长的胳臂极度夸张地扬起，仿佛用指尖发电般地凝固成一个可怕的姿势，怪叫：“你这买办！你要为这些伤天害理的话付代价的！”

闪毅却不再理野丁，转向着他说：“你怎么才来？让我受了阿P这么久的罪！我们要谈的，才是正经事啊！”又指着仍没改换姿势的野丁对他说：“你看，像不像一人去吊死的电线杆？”

闪毅忽然笑声来，野丁以极度夸张的速度恢复为正常姿态，自己也笑了。

他却笑不来。

20

从租车望去，这九十年代初的北京，如果说不上是万丈红尘，那也总有千丈红尘了。车边冒了那么多新楼，虽说从建筑学上大多了无新意，甚至只是对八十年代乃至更往前的西方建筑的拙劣抄袭，但所勾勒的天际廓线，的确已相当的“国际化”令人恍惚中几不知在何国何城…而楼上的幅霓虹灯广告，不仅足显声光电之威，更以大面积的换闪烁而夺人目、惑人心魄…

他本是不愿接受闪毅的聘请，充当那由祝羽亮执导的影片的“文学顾问”的，但在只有闪毅和他两个人在一起时，闪毅的一番话打动了他。

闪毅说：“你以为我心里，就那么平静吗？这片，定下来在你我都住过的那院里拍。那座旧楼，对于我，恐怕比你，更是不忍多看、多想！我跟你讲了那么多，其实还没讲到我母亲的死…现在我也还不想讲…你知的已经够多的了！我的童年、少年，我的季，是跟那座楼连在一起的啊！…没讲过的我不愿意再讲，讲过的我更不愿意重复。不过，你也知，那天…你听见，也看见了…那个潘国成！假荣誉军人！…生活不是欺骗了我，简直是了我！…可是，难，用那座楼，拍一电影，纪实的，或者加上必要的虚构，再现我的童年，我的姥姥，潘国成什么的，要么再加上你，韩艳什么的，就一定是最好的题材吗？就一定是艺术的职责所在吗？就一定能通向永恒吗？…现在我觉得，起码现在我还没有更大的悟——我觉得人生不能总是回顾与向往，艺术也是如此，不能那么沉重，那么死心儿，那么不给现在、此刻留下就属于现在和此刻的意义，我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总之，我的回忆，我的，我的恨，我要报的恩，要报的仇，要发展的前景，要图谋的未来，当然，我都不会忘，不会放松。可是，更重要的是，我现在能什么，能成什么！现在，我能作为品人之一，拍这样的档文艺片，我的人生在现在、此刻便凸现着实实在在的意义！…并且，我也在夜里，一个人苦想过，艺术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是再现真实？是揭示真理？是表达理想的激情？是唤起民众发动革命、参与变革？…也许，这些都是真谛中的组成分，但，也许，艺术真谛中更主要的分，却是超越现实的想象、超越理的情、超越喧嚣的宁静、超越变革的…我知，你的写作也正面临着极大的困惑与焦虑，那为什么不到我们这个电影里来化解一下、调整一下？更何况，你还可以名正言顺地拿到一笔顾问费，这也是你从事你更想行的创作所需要的保证金！如果说林奇去拿法国人的钱，并无损于他那‘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大形象，依然被许多人奉为神教父，那么，你当一次这电影的文学顾问，又何碍你照走一贯的路？…”

…租车拐了胡同，车窗外的光影模糊起来。

当他下了车，往院门里迈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他心里的麻团又动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