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计时却都是必定确的，所以，荀磊见到张秀藻，不由得首先说了那么两句话。

张秀藻原想矜持地同荀磊一，便庄重地朝前走去。但人家提的这个要求，实在没有不予满足的理。于是，她便伸手腕，看着自己那块功能齐全的电表，详尽地报告说：“1982年12月12日十六五十八分三十四秒…”

荀磊手里提着那块买来的表，尽可能确地校正着。张秀藻一瞥之中，不禁纳闷：他怎么会拿着那么一块坤表呢？难，是为冯婉姝买的？可是照他跟冯婉姝已经达到的关系，要为冯婉姝买表，他们应当一块儿去啊…荀磊没有觉察张秀藻惊疑探询的目光，他把表校好以后，慨地说：“12月12日！双十二！唉呀，你看，我差忽略了——这是爆发‘西安事变’的日啊！多少周年啦？”

张秀藻也一惊。是啊，一整天都快过完了，怎么总没能想起“西安事变”来！她心算了一下，立即呼应说：“那是1936年爆发的…到今天整整46周年了！”

两个年轻人这时对望了一。有一电火般的东西，撞击着他们的灵魂。他们同时意识到了一超乎个人生命、情和事业之上的无形而实的东西，那便是历史。

荀磊建议说：“我推车陪你走回去吧。”

张秀藻默默地了。

荀磊忽然觉得，有许多想法可以同这个同代人。当他们顺着鼓楼行走时，荀磊议论说：“我想你一定跟我一样，已经有过那么一次醒悟——在无声无息逝着的时间里，忽然产生了一历史…尽从很小开始，大人就给我们上历史课，给我们讲历史，可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历史’这两个字在我心目当中，只是一门功课，只关系着一定的分数。比如，填空题：中日‘甲午海战’，发生在哪一年？‘八国联军’的‘八国’，是哪八国？…尽我得过不少满分，可是，实话实说，很长的时间里，我其实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什么是历史…直到我从英国回来，经过万里跋涉，终于又到达这钟鼓楼脚下，一望见了这鼓楼后那废弃的铁钟时，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心一下狂起来，睛发，嗓发涩，我一下产生了一实实在在的历史…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是很难能用语言表述清楚的，那是一思想、情、知识、理想、意志和信心的综合效应…简单地说，就是我一回万分清楚地意识到了，我在逝的时间中所应奔赴的位置和我所应承担的责任…也许，那也就是所谓的使命——一把人类历史和个人命运在一起的神圣觉…”

张秀藻被地打动了。听了这番话，她对荀磊产生一超之上的情。这情一上涌，她的妒忌、怨艾、矜持、惶惑便迅速地消散了。在心弦的一阵烈共鸣中，她忍不住激动地呼应说：“对极了！我觉得自己走向成熟的开始，也就是这历史和命运的萌发。记得今年暑假我们一群同学到山西，在黄河壶大瀑布面前，我就产生了类似你刚才说的那么一觉…当然，也许比起你的受来，这只能说是朦朦胧胧的，可我自己很珍视它！…”

看已经拐他们住的那条胡同了。荀磊觉得应当把他们这偶然发，然而很有兴味的谈话继续下去，便建议说：“脆，你一会儿到我家吃饺去吧。吃完饺，咱们几个同代人敞开聊聊——不光有冯婉姝，还有我的一个…要算堂妹吧，打河北农村来的，她带来了好多农村的新信息，能大大地开拓咱们的思路…咱们就痛痛快快地聊聊这个主题：时间——历史——命运——使命…好吗？”

张秀藻愉快地答应了。她忽然觉得维克多·雨果的那篇情诗并不算怎么成功。倒是这位文豪在弥留之际留下的一句话，更为动人心魄：“人生便是白昼与黑夜的斗争。”现在她同荀磊，同冯婉姝，还有那位来自农村的同代人，他们所经受的日日夜夜，同雨果所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该有多么不同啊；他们对斗争的理解，更不可能与那位异国的文豪相同。然而，当他们聚在一起时，她无妨借用雨果的这句“临终遗言”来引活泼而的讨论…想到这些，她对即将搬离那四合院，更有一依恋不舍之情，并且为自己以往竟不能主动以同代人的份亲近周围年轻的邻居们，而到内疚。快走拢院门时，她鼓起勇气提议说：“要是你们家不嫌吵，脆，我把海西宾也叫到你家去，正式开个‘同代人恳谈会’，好吗？”

“太好了！”荀磊兴得把一只手拍到后脑勺上，呼起来“你看，这不就翻开咱们小院历史上的新篇章了吗？历史，原本是可以由我们去创造的啊！”两个年轻人先后轻快地了院门。

1905年，伟大的科学家因斯坦提了狭义相对论，从本上动摇了原有的时间观念。他指，两件事发生的先后或是否“同时”在不同的观察系统看来是不同的。量度长度时，将测到运动在其运动方向上的长度要比静止时缩短；与此相似，量度时间程时，将看到运动的时钟要比静止的时钟走得慢…

那一年，在中国是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尽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勉勉地接受了铁路、电灯、照相术、机船一类的西方科技成果，并且下诏中止了以八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能够知并且理解因斯坦这一划时代的科学理论；踞北京城北面的钟鼓楼，依然从极为落后的时间观念发，糙地报告着时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