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老人本已不适，加以他神情恍惚、屈不便，因而每回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不得不如同装载一件笨重而易脆的珍贵品般大费周折。先是一个年轻人从那边车门到车里，伸臂准备接应，然后再由三个人将那老人扶到这边车门，有的帮助他屈，有的轻轻下他的颅，有的几乎是搂住他，将他往车门里运送。老人通过那车门，终于被车里，往往要费去十几分钟，而这时在围观者的一片沉寂之中，老人所发的生理：“啊——啊啊——啊啊啊——”（他一定被挤压得极其痛苦），以及据说是那老人女儿的镇定而威严的指挥声：“慢！慌什么！好，用劲！怕什么？甭怕他叫唤，用劲往里推！你那边用劲往里拉！别瞎拽他胳膊！托住他！爸，您叫唤什么？！这不就快坐去了吗？…”那情景真是惊心动魄。

小轿车开走了，围观的人们并不全都散去，有一分留在那胡同上，窃窃私议着。他们都摸准了规律，在“装车”这个节目结束的半个多小时以后，必定便会接演“卸车”这个节目。

那位老人到了天安门城楼，还有一次快速卸装。他上了城楼，陪同他的人让在场的新华社记者在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名单上，用铅笔在他的名字后面划上一个对钩，于是等他气息略平，便不等那活动结束，又把他装车运回家中。车到了他家，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便又在他那位已经五十多岁的女儿指挥下，对他实行最后的“卸车”“卸车”说要比装车困难得多，但速度却总比“装车”要快，指挥者的声调也变得急促僵：“别怕！拽你的！从里推呀！爸，您嚷什么？这不上就下来了吗？好，快架去！快！…”

那位老人自己对这样被人“装卸”是否心甘情愿，不得而知。他的女儿对此事的想法，却表述得明明白白——有一次“装车”时特别不顺，大约是老人的一个孙忍不住说：“我看去不了就别去了吧！”担任现场指挥的那位女儿立时焦躁地驳斥说：“别去了？！晚上新闻联播里没了他的名字，他又明明没死，人家不得说他给打倒啦？告诉你说吧，只要有一回没上去，咱们留在北京的还好说，那外地的几窝，立时就得让人欺侮个臭死！…”说着亲自猛力地将老人往车门里推，使老人发了一声空前的惨叫。你也不能说那当女儿的手狠心冷，她声音打颤地叫着：“爸！”还当着众人下了泪…这些话语传人薛纪徽耳中，这些情景映薛纪徽里，他觉得生活给他上了极其丰富、极其刻、也极其令他痛心的一课。

每次“装车”、“卸车”的演结束以后，过不了几个小时，附近一些单位架设的音喇叭里，便会传来电台广播员那圆洪亮的宣布名单的声音，当终于宣布到那位老人的名字的时候，薛纪徽常常地咬着他的牙关，心弦辛酸地颤动。

他没有上山下乡。他那一届的学生，赶上了一次市内的分，他分到了现在的单位，先当搬运工，后来学会了开车，当了130卡车的司机。

早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他就在心中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治实质有什么透彻、准确的认识，他只是从切的受中总结了一：这场“革命”不实在。那“装车”、“卸车”的场面，尤其给了他这样一个启示。

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信条：他得实在。他痛恨虚伪甚于谬误。他对事最严厉的批评是：“甭装孙！”

现在薛纪徽骑车赶赴弟弟薛纪跃的婚宴，他以极其疲惫的心，面临着难以应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