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一样。偏他们去的那个派所里净是好人。当时派所似乎军了。在一间接待室里，有两个穿军装的人。他们不动声地听完满汗的父亲那语无次的“自首”不动声地望着抖成一团的犯有“恶攻”罪的女儿，最后竟连一句训斥也没有，只是互相对望了一以后，一前一后地说：“行啦行啦，回去吧，回去吧，以后注意就行啦！”“去吧去吧，别来啦，别来啦！”

事情乎韩一潭意料，就那么了结了。他再用自行车把女儿驮回了家中。他望着与邻居相隔的那一堵墙，心里踏实了许多。女儿却哭得不过气来，她到这时才会到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所包着的凶险。她之所以得以逢凶化吉，完完全全是于一不近当时情理的偶然。

从此女儿对韩一潭失却了敬。而且这情与年龄的增长恰成正比。早在“四人帮”倒台前韩一潭就恳求过女儿的宽恕，女儿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宽宥了他，但要想使女儿像对母亲那样地对他微笑、注目、说话、扶持…却不再可能了。甚至当他50岁那年因病住院，女儿来医院探望时，也只是例行公事般地问问他：“好吗？吃什么药？打什么针？伙还好吗？”全无一亲，就仿佛她是受什么人委托，而不得不来应付差事的一个原本毫不相的人。

大悲哀。这大悲哀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味到。这是由他的生活路所决定的。

他1929年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他父亲是个沉浸在往昔的“故都梦”之中，而实际上却“劫后桃”般凋敝沉沦的小职员；祖父一死，大家分崩离析，父亲更其潦倒——因此他中未及毕业，便去当了一名文书。解放后，他报考了华北革命大学，那实际上是个短训班质的学校。当时各行各业急需“革大”及时地把各各样的输送到有关的门，韩一潭被分来当了一名编辑。他一当便是30年，编辑的换了好几茬儿，他却在历次的“改朝换代”中都被留用了下来。

他成了编辑里资历最的编辑，主要的原因，在于温驯。听命于领导，一丝不苟地照办，开似乎还不过是于他的天；后来，经过目睹一个个“带刺儿的”、“搞独创”的同事在政治运动中被打下去，他的驯顺无争更大程度是基于人生经验的宝贵积累。领导要发合“三反”、“五反”的诗，他便去挑这方面的诗；领导急需补发几首合“肃反”的诗，他便连夜去组稿，并且不仅组来了诗，还组来了相应的漫画；领导说可以据上面的神，显示一下他们“鸣放”的姿态，他便挑几首颇“大鸣大放”气派的来稿，请领导审；领导说现在要“响‘反右’的号角了”他便很快组来了“反右”的“阶梯诗”；领导说该赶快一个“大跃民歌专辑”他便一气读了6000首，选30首；后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领导说现在大家生活艰苦，诗歌无妨轻松一，他便组编了《夏夜圆舞曲》、《快的溪》、《红叶，红叶，你真》、《山村闻笛》等一批颇让读者目一新的短诗、组诗，有的还被作曲家谱曲，广泛布；再后来领导说“不能任修正主义文艺思泛滥了”他便退回上述诗歌作者的无数来稿，写信恳劝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于是他又发现了一批更新的作者，发表了他们一系列的“革命化”作品；一直到1966年7月，整个编辑彻底垮台前夕，他还编发了一首工人业余作者所写的《铁帚横扫“三家村”》。经过两年左右的“斗、批、改”3年左右的“校”生活，1973年编辑一恢复，新领导首批调回的老编辑里，便有他在内。为什么？除了知他好使用外，也看重他对情况的熟悉——某个作者是怎么个来历，过去曾现过哪些作品，引起过何反应，编辑遇到某情况过去是怎么理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领导只要提，他便可以立即答复，犹如一活的资料库。从那以后到1978年，他编的诗歌从内容上看，可以说几乎在不断地拐直角：抒发“同党内走资派斗争到底”的“战斗豪情”；颂扬工人民兵在“四·五”事件中“打得好”；讴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鼓“亿万人民奋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呼“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缅怀革命老前辈，丰功伟绩永不忘”；在“四·五神”的召唤下，展望光辉灿烂的未来；为“十来个大庆”而“百灵般唱”；宣布“‘凡是’，这不是唯论者的语言”；唱“喜迎‘老包’到垅”；隆重推《富歌》…

主编更迭，人事沧桑，有的撤职放，有的抱惭而退，有的去而不返，有的转一圈却又回来…周围的同事也常常来来去去，然而总有那么几个老编辑“江石不转”长满青苔般地锈在那里，韩一潭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