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尊严的贫穷”——这类的偏正短语我相信还有很多。你说世界上没有尊严的贫穷？那你一定没去过西藏。要拍废墟时，绢姨的睛就会变成月光，看似温柔地笼罩其实远隔万里；要拍伤疤时，绢姨的睛就变成手术刀锋上的那一抹寒光，看似凌厉其实小心翼翼地切去一切不堪目的分。它们很，我承认，可它们没有《纽约》里的那勇气。但是十六岁的，她崇拜一切完。

现在我回想起绢姨开影展的那年冬天，觉得自己的童年，就是在那个季节结束的。

傍晚，妈妈接我从学校回家的时候，我们发现家门居然开着。走客厅，发现绢姨的房间的门也半开着。从我站的角度，正好可以看到墙上那幅《纽约》，还有爸爸和绢姨。绢姨的脸埋在爸爸的肩，爸爸的胳膊得有些暴地搂着她的腰。妈妈从后面捂住我的嘴，她的手上还带着外的寒气。妈妈在我的耳朵边说：“宝贝，爸爸和绢姨都是过国的，这在西方只是一礼节。”妈妈的声音里有一很奇怪的清澈。她已经很久没叫过我宝贝了。

后来我常常想，还好那个时候，还没有放学。我不知后来发生过什么，只知妈妈还是一如既往的安静，生活不动声地继续着。绢姨的影展意料之中地成功了。影展开幕的那一天我第一次看到绢姨妆的样，展厅的灯光恰如其分地铺垫着她周围的影，我不知是她还是她的照片征服了我们这个寒冷和荒凉的城市。她穿着蓝的唐装上衣和铁锈红的大裙，她真的很。我从来都不能否认这个。影展后不久的一天早上，绢姨在早餐桌上对我们说：“安琪，北琪，绢姨要搬去了。”

“为什么？”重重地把碗砸在桌上，一声钝响。

“北琪，绢姨有工作。”妈妈把果酱放在桌上，安静地说。

“在家里就不能工作了吗？我不想让你走！”盯着绢姨“安琪也不想让你走！对不对，安琪？”切地转过了脸。

我低下的一瞬间，知妈妈看了我一。然后我抬起，说：“可是绢姨一直都嫌咱们家离暗房太远了呀…”我笑着，如果妈妈没有看我那一，我也许不会在一秒钟之内想到这个绝妙的理由。

爸爸笑了：“北琪，你看，安琪比你小六岁呢。”

扔下筷，拎起书包，委屈地冲了去，重重的摔门声让我打了个冷战。妈妈笑笑：“别理她，吃饭。安琪，把喝完，不可以剩下。”

我喝着，努力地吞咽着。早上特有的那像是兑过的光映在玻璃杯的边缘，我听见爸爸喝粥的声音。一切如常，只有我，我成了妈妈的同谋。在一个飘满、果酱、煎和稀粥香气的早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同谋——科学家这叫“纳什均衡”只有，落一个不动声的圈。她的委屈和愤怒都尴尬地赤着，就像一只不断撞击着玻璃窗的飞蛾，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飞不去。是无辜的，只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我不怪妈妈把我拉了来，我知她爸爸，她叠我们的衣服时永远不会像叠爸爸的衬衣一样认真；可是没有人能代替我忍受那蜕变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