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我们是“小”民，过着“小”日，发些“小”牢，总有些“小”收获。记得沈从文先生回凤凰，看见家乡的小笼包得小小的，很是可，说了两个字：小，好！

尴尬人戏说尴尬事王跃文

我似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尚未生时，父亲就因言获罪，被遣回乡下老家劳动改造了。我从记事起，就受着歧视和侮辱。因而，自小母亲对我的家训就是：闭言，慢开。

妈妈仿佛一辈都生活在恶梦里。直到我大学毕业后，要去县政府上班，妈妈仍不忘告诫我：病从，祸从。谨遵母训，我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显得少年老成。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在家乡县政府工作的情形：成天低着，迈在细碎步，笑嘻嘻的。领导和同事都说我谦虚谨慎，可成大。那几年，我真可谓仕途通达。可我心里总是别扭的，望着衣冠楚楚的人们，提着或夹着公文包，梗着脖在政府大院里来来往往，像是演木偶戏。尽如此，我却很自觉地加了木偶戏的行列。

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这日。我骨里毕竟淌着父亲的血，生耿介，内心真话不说就闷得慌。其实，我自己知这就是所谓不成熟，正是官场那些极涵养的人所轻蔑的。但我恰恰讨厌这涵养，宁愿显得幼稚。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被这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的很有涵养的人给办糟了。

于是，我试着写小说。我觉得小说是最能自由表达的文学形式，可以让我的灵魂信由缰。我的小说多是描写自己熟悉的生存空间，读者朋友喜看。洪先生认为我是最早超越德标准写官场的作家，因而也就避免了一般意义上的批判。他说我的小说可贵之在于把官场当作一文化或民俗来写，因而比一般的同类题材小说显得刻。读者朋友来电来信时的鼓励却总让我不安。我最忐忑的是有位读者居然把自己的遭遇形诸文字寄给我，指望我能为他伸张正义。我无能为力。这些善良的读者把自己喜的作家当作社会的良心了。我很惭愧。

我便不由得怀疑文学的功用了。文学或作家的肩上哪承担得起那么沉重的负荷！现在电视里每天都播放着逗乐的节目，老百姓看。我想，让老百姓每天劳作之后，看看轻松的电视，什么事也别想，明天该什么还什么去，多好！但长此以往，会不会驯化一个很浅薄的民族呢？于是我仍然执谜不悟地写着自己认定的小说。这个时候，我知自己也许有些堂吉诃德的味了。

有位青年学者在评价顾准时说过，真正的知识分注定是悲剧命运的历史承担者，因为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所造成的悲剧。我知自己无力成为这样的知识分，但我读了这段话到很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尽我业余创作小说，八小时之内的工作仍是卖力的。我遵守着一个现代人起码的职业德。又因为我最先工作的所在，毕竟是偏僻的小地方，人们见我工作不错，又能写小说，越发认为我是个才。因而，我在政府门呆的机关就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