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就是在这敌视生命，鄙视状态下蹒跚起步了。可是，无论怎样的一统江山，无论怎样的千秋万代，毕竟会有另类的声音破而。同样是被记载在家的著作《列》第七篇中的杨朱，便是这等异类。此杨朱不是与孟同时代，被孟视为大敌的哲学家杨朱。那个杨朱是真杨朱，孟称他是“一而利天下而不为”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并将“距杨、墨”视为自己最大的责任，足见杨朱当时的影响力。《列》中的杨朱则假托了战国时代的真杨朱之名。这位假杨朱说，人能活到一百岁者，千人之中无一人也。假设有一个，除掉孩抱与昏老之时，再除掉睡眠的时间和人生的痛疾衰苦，亡失忧惧，生命已所余无几了。人生苦短，生既是暂时，死后亦归于寂灭，所以要及时行乐“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人生唯有快乐享受才有价值，人生的目地和意义也就在于此。望愈能得到充分的满足，人生才愈为可乐。这个假杨朱有像一千五百年后现在法国的唯主

但孟轻视官的“命”却极端重视心灵的“人”孟说的人，并不包括与人本能的需要，而独独指人之“善”即所谓仁义礼智四端。他认为惟此四端，人才区别于禽兽。这是人的贵优越和独特之。“命”与“”虽然都是先天的，但官的需要是“小”单纯追求“小”的满足是小人；而仁义礼智是“大”追求“大”则为大人。所以孟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存之。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孟极其调人的个对理追求的重要，甚至主张“舍生取义”鱼我所也，熊掌亦我所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也，义亦我所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于是孟作了选择：义重于生，于命。孟里的灵与虽不是火不容，却是轻重判然。从孟开始，中国哲学便走上一条重灵轻，直至存天理灭人的路。照现代心理学的说法，人的求产生于匮缺。孟重灵轻，重轻命，难是因为他的生活没有产生匮缺的缘故？孟生于约公元前371年，死于公元前289年，活了82岁，在那个时代是相当长寿的。这也许同他的世俗生活优裕有关？孟虽然也曾周游列国，推行王遭到冷遇，但齐宣王对他一直优待有嘉。他和天下鸿儒齐居稷下学，齐宣王专门为他们开康庄之衢，门大屋，相当尊。孟的膳自是不错，甚至可以选择于鱼与熊掌之间，营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由此可见，他的很好地承载了他养其浩然之气的使命。但是，他好像并不激自己的。

孟的同代学问家庄是一个追求快乐的人，虽然他有时靠借米度日，有时以编草鞋为生。他过漆园小吏，可是没多久就归隐了。显然，庄追求的不是满足的快乐，不是官的快乐；他的快乐恰恰是要忘却，泯灭觉。庄的快乐是在宇宙间的逍遥游。他的逍遥游有“有待”与“无待”之分。“有待”的逍遥游就像那只大鹏，翅若垂天之云，一怒而飞，绝云气，负青天，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何等的力量与自由，可谓逍遥矣。可惜，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必须“有待”：它的飞翔依赖于海啸带起的大风。所以大鹏的快乐也只是相对的快乐。

义哲学家拉特里。拉特里给自己改名为“机先生”他如此描述自己：机先生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理智，没有德，没有判断，没有趣味，没有礼貌，没有德行。一切都是，一切都是质。拉特里原是一位军医，因为患上一场病，摇一变成了享乐主义的唯主义哲学家。也许疾病有助于哲学家了解，或者说病狂往往生哲学家。拉特里病中发现，思维能力仅仅是这个机结构组织产生的一个结果，而完全是质的。拉特里的原理非常简单：人是机，宇宙中惟有变化多端的质。拉特里自从有了自己的哲学，便肆无忌惮，言不逊，纵情享受快乐。他别心裁，用鹰代替，加上猪和生姜，又一些变质猪油成馅饼，最后因为消化不良而一命呜呼。拉特里死得真像个哲学家！《杨朱》篇里还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晏婴问仲怎样养生。仲说，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婴又请教，愿闻其详！仲回答，恣耳之所听，恣目之所视，恣鼻之所向，恣之所言，恣之所安，恣意之所行。显然，仲认为所谓养生，就是要满足耳目鼻各官望，声，味服，总之要恣纵行，否则就是“壅”“阏”就是对生命望的压抑和待，就只有痛苦烦恼。如此活着，即使活上一百年一千年乃至一万年，又有什么快乐和意义呢？不如纵情享受，及时行乐，去掉烦恼的由，熙熙然等待死的到来。这样，哪怕上只活十年，一年，一月，一天，也算是活过了。仲对晏婴所说的养生，就是简单赤的享乐。生命的本质只在于觉，享乐就是德。生命通过望的满足获得自由。这就是《杨朱》里面仲的人生哲学。仲对晏婴说了这一番养生的大理后，问晏婴：我已经告诉你怎样养生了，那么你死后又该怎样？晏婴一通百通，上回答说：死后就无所谓了。既然死了，人还能怎样呢？烧掉也行，丢到河里也行，埋掉也行，暴在外面也行，用柴草裹着弃之沟壑也行，衮衣绣裳装棺椁厚葬也行。仲兴地说：生死之，我们都已一步地领悟了。同样，《杨朱》篇里还讲了另一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也是虚构的。公元六世纪郑国著名的政治家产治国三年，成绩斐然。可他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却是一个酗酒，一个好，臭名昭著。产痛心疾首。有一天，他郑重地找他们谈话。产说：人之所以比禽兽贵是因为他有智慧，能思考。智慧和思考使人有礼义。一个人，只有守礼讲义，名和位自然会来找他。如果只是任情而动，耽于嗜，他的命就危险了。产的哥哥弟弟怎样回答的呢？他们不以为然地说，善于治外的人，还没开始治外自己的心就已经痛苦。善于治内的人却因为听从自己的内心，不矫情地迎合别人而心安逸。所谓“治外”使人守礼讲义，不过是为了迎合世俗，是“从人”这理也许可以在一国之内推行，但未必符合人心。如果像我等，任其自然，顺从本心地活着，不但可以推行天下，连君臣之都无用武之地，都可免了矣。产听后木然。应该说，《杨朱》所表达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魏晋名士们“越名教而任自然”生活的开端。《列》一书，其实就是魏晋人的作品。魏晋时代，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风蕴藉率任情的时代。

庄认为最境界的逍遥是“无待”的，即不借助任何外在力量的“至乐”能够获取这“至乐”的人，必然是“至人”、“神人”和“圣人”他们已经到了无己，无功，无名，我两忘，天人合一，所以能凭借自然的本，顺应六气的变化，独与天地神相往来，绝对自由地逍遥于无穷宇宙之中。

重判然。从孟开始，中国哲学便走上一条重灵轻，直至存天理灭人的路。照现代心理学的说法，人的求产生于匮缺。孟重灵轻，重轻命，难是因为他的生活没有产生匮缺的缘故？孟生于约公元前371年，死于公元前289年，活了82岁，在那个时代是相当长寿的。这也许同他的世俗生活优裕有关？孟虽然也曾周游列国，推行王遭到冷遇，但齐宣王对他一直优待有嘉。他和天下鸿儒齐居稷下学，齐宣王专门为他们开康庄之衢，门大屋，相当尊。孟的膳自是不错，甚至可以选择于鱼与熊掌之间，营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由此可见，他的很好地承载了他养其浩然之气的使命。但是，他好像并不激自己的。孟的同代学问家庄是一个追求快乐的人，虽然他有时靠借米度日，有时以编草鞋为生。他过漆园小吏，可是没多久就归隐了。显然，庄追求的不是满足的快乐，不是官的快乐；他的快乐恰恰是要忘却，泯灭觉。庄的快乐是在宇宙间的逍遥游。他的逍遥游有“有待”与“无待”之分。“有待”的逍遥游就像那只大鹏，翅若垂天之云，一怒而飞，绝云气，负青天，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何等的力量与自由，可谓逍遥矣。可惜，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必须“有待”：它的飞翔依赖于海啸带起的大风。所以大鹏的快乐也只是相对的快乐。庄认为最境界的逍遥是“无待”的，即不借助任何外在力量的“至乐”能够获取这“至乐”的人，必然是“至人”、“神人”和“圣人”他们已经到了无己，无功，无名，我两忘，天人合一，所以能凭借自然的本，顺应六气的变化，独与天地神相往来，绝对自由地逍遥于无穷宇宙之中。庄描绘的绝对自由的“至乐”的确令人神往，但要达到至乐境界非常人所能。须知人要忘却，谈何容易！《庄？大宗师》里描述了孔最聪明的门生颜回学习“坐忘”的过程：颜回对孔说，老师，我长了。孔问，怎么呢？颜回回答，我忘掉仁义了。孔说，不错，但还不够。隔些日，颜回又对老师说，我长了。孔又问，怎么呢？颜回说，我忘掉礼乐了。孔又说，不错，但还不够。又过一些日，颜回又说，老师，我长了。孔又问，怎么呢？颜回说，我坐忘了。孔大惊不已，说，颜回，你真贤明啊。请让我你的学生，跟随你一起学习吧！什么是坐忘呢？依颜回的说法，就是要“堕肢，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原来，坐忘就是要废弃肢，闭耳目，离析，然后除去心智，这样才能同于大。庄在《大宗师》里敷衍的这个故事，表明的正是他对的态度。庄里，人的只要顺其本，不以人害天，同样可以有相对快乐。可是，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无法回避，人只要活着就得承受无穷的痛苦。而人的痛苦的源，都因为人的存在。只有彻底抛弃这个臭，把它忘个一二净，方可有真正的自由。正像南郭綦，神情木然，人如槁木，心成死灰，吾丧我而化，如此同于大。于是栩栩然蝴蝶，或蘧蘧然周也。这时，绝对自由的逍遥便来临了。我们承认庄解决痛苦的方法确实妙。他实在太聪明了，来了个釜底薪。产生痛苦、受痛苦的都已被废弃和忘却，还有什么必要去问痛苦因何而生，怎样解决痛苦呢？庄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直接撤消了。其实庄这解决痛苦的方法，眉长髯的老早就说过了。他闭目坐在树下，轻描淡写地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及吾无，吾有何患？我怀疑的是老或庄，他们自己真正到了“无”吗？或者，中国古代的哲学或哲学家从来就是矫情的？也许，武断地说老庄们矫情倒也容易，但要说清楚他们为什么要矫情就有难度了。孟和庄，对待都不是太友好的，只不过孟冲和些，庄残酷些。庄没有想到，他死后二千年，西方德国一个叫费尔哈的哲学家伸指，轻而易举就住了他的死。费尔哈写：思维活动是一机活动。他直截了当地把意识生命首先还原给质。他认为，表现在觉上的就是真实。换言之，可觉的表现就是实在本。觉直接产生于，产生于鼻手耳。一切思维活动都是通过而展开的，智力的运行表现在上，而且只能表现在上。费尔哈给赋予了哲学的尊严。庄是否想过，当他真正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地坐忘之时，他能通过什么媒介受到他所津津乐的至乐？当受痛苦的彻底废弃之后，受至乐的不也同样不存在了吗？更何况庄之所以能够描绘如此玄妙迷人的绝对自由境界，恰恰因为他有一个度智慧的官。现代医学倒是证明，人之将死，意识模糊，只能产生离奇的幻觉。但这幻觉哪怕如海市蜃楼，也绝然不是庄心目中的至乐吧。庄确实是一个快乐主义者，然而他的至乐只是一人们永远无法达到的寂灭。这一上，他不是与佛教的涅槃殊途而同归吗？顺便说句，释迦牟尼悟的故事同佛家教义的背悖同样是不可理喻的。这位佛教始祖苦行六年，形容枯槁，奄奄一息，未能悟。如果不是那位善良的牧羊女搭救了他，就没有千年佛教的绵绵香火。释迦牟尼喝了牧羊女舍予的鲜，恢复了元气，才终于在菩提树下觉悟了。悟终究还须元气充沛的啊！可是，佛教提倡的依然是忘却。中国哲学就是在这敌视生命，鄙视状态下蹒跚起步了。可是，无论怎样的一统江山，无论怎样的千秋万代，毕竟会有另类的声音破而。同样是被记载在家的著作《列》第七篇中的杨朱，便是这等异类。此杨朱不是与孟同时代，被孟视为大敌的哲学家杨朱。那个杨朱是真杨朱，孟称他是“一而利天下而不为”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并将“距杨、墨”视为自己最大的责任，足见杨朱当时的影响力。《列》中的杨朱则假托了战国时代的真杨朱之名。这位假杨朱说，人能活到一百岁者，千人之中无一人也。假设有一个，除掉孩抱与昏老之时，再除掉睡眠的时间和人生的痛疾衰苦，亡失忧惧，生命已所余无几了。人生苦短，生既是暂时，死后亦归于寂灭，所以要及时行乐“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人生唯有快乐享受才有价值，人生的目地和意义也就在于此。望愈能得到充分的满足，人生才愈为可乐。这个假杨朱有像一千五百年后现在法国的唯主

庄描绘的绝对自由的“至乐”的确令人神往，但要达到至乐境界非常人所能。须知人要忘却，谈何容易！《庄？大宗师》里描述了孔最聪明的门生颜回学习“坐忘”的过程：

颜回对孔说，老师，我长了。

孔问，怎么呢？颜回回答，我忘掉仁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