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原病医院理着从政治到医学的诸多问题。在这两个夏天之间，重藤院长要面对四十七名病人的病逝，同时，在国会对“化原弹受害者救护工作”表示关注后，他还要接待保守党派和步派人士组成的视察团。如果哪位众议院议员指着原病医院病床上受病痛之苦的老人问：“风关节和原弹爆炸有何关系？”重藤院长会怎样地回答呢？如果世界上只有一所医院可以恰当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一定是这所医院在遭受原弹轰炸这一人类最初的残酷验后，任何病症都不能说和原弹爆炸没有关系。重藤院长也一定是一边移动着那看似笨重的大躯，一边对他们行了如实的说明吧。在今年夏天的大会上，苏联代表团表示要赠送医疗材。重藤院长上与对方行了卓有成效的涉。他从来都超然于那些十分骨的政治和权术，但一旦有有利于原病医院和病人们的切实的政治号现时，重藤院长又从不放过利用它们。院长戏称自己为“脏手帕”大概就是指这个意思吧。但是“化原弹受害者的救护工作”这一政治课题经过这块脏手帕的“过滤”之后，上就成为一个有人情味儿的、给人以刻印象的计划。重藤院长希望，通过这一“化”能把那些在原弹爆炸中面受损，变得丑陋而躲在家中１９年的姑娘们解救来。这样，有良知的医生会为这些姑娘作恰当的诊断，承认她们不适于参加社会活动，由此便可以给她们以适当的保护。广岛尚有近千个“面变丑”的人在不受到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在家中居简，饱受心痛苦。如果能够制定切实的救护方针的话，这些人终会下定决心重返社会的。

作为医学家，重藤博士今夏所面临的课题是，死于原弹爆炸后遗症的病人，其女死亡的血障碍问题。重藤院长和这两个夏天之间病逝的、包括那位生下婴儿后死去的１８岁的母亲在内的４７名病人一起，向这个问题又靠近了一步。“第二代人的原弹爆炸后遗症问题”是医生和病人都不愿提及的。但重藤院长考虑，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打开法律保护的窗。虽然博士非常理解人们对这一话题的忌讳，也非常担心原弹受害者能否接受调查人员的善意询问，但他最终还是觉得应该逐一对原弹受害者的女行调查。

打开法律或者国家这扇可靠的保护之窗，是重藤院长面向现实行思考的基本态度。金井评论委员在提到“和平活动家的宗教战争”时说“在设施及资金问题上，还是保守党政府多多少少地了些工作，推了原弹受害者的救护计划。”事实上真想成绩的也是保守党派的议员。我在广岛曾多次听说过一位保守派的地方政治家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略使人难以置信的传闻。但客观上看，他在“化救护”运动中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像重藤院长这样为“化救护计划”呕心沥血，又信不移地认为对原病医院的投资必将回报给全世界人民的人，在这个时候是多么急需啊，而正是遭受原弹轰炸后１９年来医治原弹爆炸后遗症的历史，造就了像重藤院长这样有最可贵的人格的人。

对于这段充满困难和苦涩的医疗史，重藤院长计划，在１９６５年迎来２0周年纪念之际，召集从事原弹爆炸后遗症治疗工作的医生，重新查阅资料，共同讨论这些对人类说来都是新验的病例，看看采取的治疗方法是否得当，检讨一下“有无理不周”之。同ABCC不同，日本方面所作的治疗和努力并不是在一名领导的率领下统一行的。因此，必须对此行综合的反省和检讨。重藤院长认为，作为全面调查的一环，应对原弹受害者的女行血检查。

以１９６５年为界限，对原弹爆炸后遗症医疗史加以综合研讨，这一计划与《中国新闻》的金井评论委员所提的在原弹爆炸２0周年的１９６５年制定的《原弹受害情况白书》计划异曲同工。它是以医学家的语言诠释的另一份白书计划。在广岛勤恳工作的人们，他们的所思所想都集中到同一个计划上，而这正说明了广岛作为“宿命之地”的特质。这些在广岛最恐怖的灾难中劫后余生的人们，这些抱有最诚实的生活态度的真正的广岛式的人们，象孪生一样，在心灵最，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对１９６５年中将得以实施的这两个尝试充满期望，它们将通过如实地反映人间悲剧的惨状来确立武时代人类所希望的实实在在的前景。而这才是日本人民对２0年前原弹爆炸中的死难者以及那些仍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所能到的唯一有效的努力。同时，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全新概念的和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