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发抖。我发现，在那个山上，没有人提起过禁止原弹氢弹大会的事，真的，好像那是十分遥远的城市里发生的事情一样，没有一个人提及…

上午１１，原弹受害者纪念馆二楼的代表接待室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件。一个男人对未能承认全代表一事表示抗议。这是日共、工会总评议会、社会党之间的动员大战愈演愈烈的表现之一吧。不过，广岛禁止原弹氢弹协议会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早晨以来唯一的一起争执。那个男人固执地表示抗议。但大来说准备工作展顺利。大家都开始觉得，世界大会一定能如期召开，而这气氛也确实越发厚起来。现场的工作人员和各地赶来的与会代表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在和平公园的买了一面小红旗。这时我才知，日共已经最终打“全面否定‘分禁止试验’”的旗号。同一时间，在莫斯科签订了“分禁止试验条约”每次来到和平公园附近，都能嗅到烈的政治气味。在公园至和平大桥一段叫租车需要相当的耐力。等租车时，前来参加大会的人们还在不断地涌向公园。他们都能争取到代表的名额吗？听说，现在连住都已没有了。今天，广岛的人一下增加了两成。

我来到广岛日赤医院，和兼任日赤院长的原病医院的重藤文夫院长面对面坐下。院长是在原弹爆炸的一个星期前来广岛工作的。爆炸时，他正站在候车队伍的末尾，伤势不重。但院长已经不能把自己算病人了。医院前的广场上堆着好几千人的尸，医院的后院每天都在烧尸。为治疗那些濒死的人们，他指挥着同样负了伤的医护人员拼命工作，而医院本也遭到彻底的破坏。重藤院长材大，朴实得像农民，嗓门，说话痛快，一看就知他是个实家。当时，他一定也全力以赴地参加了抢救工作。重藤院长又凭着准确的直觉，认定这是颗非同寻常的炸弹，一心要清它的原委。他空儿便蹬上自行车跑到爆炸中心地调查，收集好似被什么东西灼烧过的石和瓦片。现在，这些东西陈列在医院一隅的房间里。这些资料虽不能同ABCC用电脑整理的那些相提并论，但这是重藤院长用微薄的预算和自己的双手亲自整理的。有位原弹受害老人，把自己的骨骼（那是一付已被病彻底侵蚀的骨骼）全捐赠给院长标本。这是多么奇异而令人动的友情！院长在遭到原弹轰炸以前更早些时候，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过有关放能的研究。这段经历在原弹轰炸后院长孤立无援地行调查时发挥了作用。院长发现地下室里密封着的X光片已经光。他的调查开始稳步展。他是第一个用自己的睛分辨那颗不可理喻的炸弹的实质的日本人。

从那时起，院长在广岛从事医疗工作的同时，通过反复观察验，不断地有新的发现。他发现了原弹爆炸后遗症，并与之作斗争。最初，院长以为原弹爆炸后遗症的问题在二三年内就能解决。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白血病！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将对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只有在亲临现场的长期工作中才能逐一发现。通过一系列缓慢的统计，在爆炸后的第七年，院长终于把原弹爆炸与白血病用确凿的数据联系起来。之后，院长又据统计数字推断，白血病将会减少。但是，这个结论错了。然而又有哪些错误会使人如此动呢？其间，院长还必须为医疗制度改革、医院的建立大量政治工作。现在，院长认为癌与原弹爆炸关系密切，事实上，他手上就有这些病例。但要得到厚生省的认可还极其困难。还有原弹受害者的婚姻问题，这些，院长也得亲自过问。

我跟随院长巡视了病房。一位老人无力地仰卧在床上，用沙哑的嗓音跟院长打招呼。他的黑肤上，沾着一些剥落的屑，像搓碎的纸片一样。他极力想微笑却没有成功。昨天和平游行时，这位可怜的老人也曾努力试图挥动双手吧。想到这儿，我心里一阵酸楚。院长已经送走了许多比这位老人的病情还重，患癌症、白血病的老人。对这些老人来说，留给自己的只有绝望。如果和平游行的人们知，这些患原弹爆炸后遗症，濒临死亡的绝望中的老人，正满怀信赖与期待地向他们挥动着双手的话，有谁会不到愧疚呢？

一位女病人呆呆地站在走廊一角，正失声啜泣着。她是喜极而悲。因为住院后，她第一次走了１0米远。“院长，我太兴了！”女病人淌着泪，哽咽地说。听到这儿，材大的重藤院长那一般的中忧郁而慈祥的目光，这目光使我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