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末尾，直至今日。

现代日本无论作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育着双重。在近、现代化的历史上，这近、现代化同时也带来了它的弊端，即太平洋战争。以大约五十年前的战败为契机，正如“战后文学者”作为当事人所表现来的那样，日本和日本人在极其悲惨和痛苦的境况中又重新发了。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本的德观念。然而，蕴涵着这德观念的个人和社会，却并不是纯洁和清白的。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死者们，那些染上了放病的幸存者们，那些从父母遗传了这放病的第二代的患者们(除了日本人，还包括众多以朝鲜语为母语的不幸者)，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德观念。

三、改宪是背叛行为

现在，国际间有一批评，认为日本这个国家对于在联合国恢复军事作用以维护世界和平持消极态度。这些言论满了我们的耳朵。然而日本为了重新发而制定的宪法的心，就是发誓放弃战争，这也是很有必要的。作为走向新生的德观念的基础，日本人痛定思痛，选择了放弃战争的原则。

西欧有着悠久的传统——对那些拒绝服兵役者，人们会在良心上持宽容的态度。在那里，这放弃战争的选择，难不正是一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吗？如果把这放弃战争的誓言从日本国的宪法中删去——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策动，在国内时有发生，其中不乏试图利用国际上的所谓外来压力的策动——，无疑将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为小说家，我不得不想像，在这之后，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何残忍的新的背叛。

支撑着现有宪法的市民情超越了民主主义原理，把绝对价值置于更的位置。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民主主义宪法下，与其说这情值得怀，莫如说它更为现实地存续了下来。假如日本人再次将另一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战后重新建立的德规范，那么，我们为在崩溃了的现代化废墟上建立有普遍意义的人而行的祈祷，也就只能变得徒劳无益了。作为一个人，我没法不去想像这一切。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极其繁荣——尽从世界经济的构想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这繁荣正育着危险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现代化程中培育的慢病一般的暧昧急剧膨胀，并呈现更加新异的形态。关于这一，国际间的批评之所看到的，远比我们在国内所觉到的更为清晰。如同在战后忍受着赤贫，没有失去走向复兴的希望那样，日本人现在正从异常的繁荣下竭力起，忍受着对前途的大担忧，尽这说法有些奇妙。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的繁荣，有赖于亚洲经济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这两潜在势力的增加，这繁荣正不断呈现新的形态。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所希望创作的严肃文学，与反映东京泛滥的消费文化和世界从属文化的小说大相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界定我们日本人自呢？

奥登为小说家下了这样的定义：他们“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浊中污浊，/如果可能，/须以其羸弱之，/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我长年过着这职业作家的生活，已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弗兰纳里·奥康纳语)。

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我想从乔治·奥威尔时常使用的形容词中挑选“的”、“整洁的”等词来形容自己特别喜的人形象。这些使人误以为十分简单的形容词，完全可以衬托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我”这一句中所使用的“暧昧”一词，并与它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外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与日本人所希望呈现的形象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四、为医治与和解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