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他必须穿透表面，才能看到个中的变化。但是我想在诺顿和安迪冲突之后的四年中，如果他能看得安迪的改变，应该会到很满意，因为安迪变化太大了。

他曾经说，安迪在运动场上散步时，就好像参加尾酒会一样。我不会这么形容，但我知他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也说过，自由的觉仿佛一件隐形外衣披在安迪上，他从来不曾培养起一坐牢的心理状态，他的光从来不显呆滞，他也从未像其他犯人一样，在一日将尽时，垮着肩膀，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牢房去面对另一个无尽的夜。他总是抬，脚步轻快，好像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样，而家里有香的晚饭和好女人在等着他，而不是只有之无味的蔬菜、铃薯泥和一两块…，以及墙上的拉蔻儿·薇芝的海报在等着他。

但在这四年中，虽然他并没有完全变得像其他人一样，但的确变得沉默、内省，经常若有所思。又怎能怪他呢？不过总算称了诺顿的心…至少有一阵如此。

他的沉郁到了一九六七年职业球世界大赛时改变了。那是梦幻的一年，波士顿红袜队不再排第九名敬陪末座，而是正如拉斯维加斯赌盘所预测，赢得国联盟冠军宝座。在他们赢得胜利的一刹那，整个监狱为之沸腾。大家似乎有个傻念，觉得如果连红袜队都能起死回生，或许其他人也可以。我现在没办法把那觉解释清楚，就好像披士迷也无法解释他们的疯狂一样。但这是很真实的觉。当红袜队一步步迈向世界大赛总冠军宝座时，监狱里每个收音机都在收听转播。当红袜队在圣路易的冠军争夺战中连输两场的时候，监狱里一片愁云惨雾；当特洛切里演再见接杀时，所有人欣雀跃，简直快把屋掀掉了；但最后在世界大赛最关键的第七战，当伯格吃下败投、红袜队功亏一篑、冠军梦碎时，大家的心情都跌到谷底。惟有诺顿可能在一旁幸灾乐祸，那个儿，他喜监狱里的人整天灰土脸。

但是安迪的心情没有跌到谷底，也许因为反正他原本就不是球迷。虽然如此，他似乎染了这振奋的气氛，而且这觉在红袜队输掉最后一场球赛后，仍然没有消失。他重新从衣柜中拿自由的隐形外衣，披在上。

我记得在十月底一个明亮的秋日，是球赛结束后两周，一定是个星期日，因为运动场上挤满了人，不少人在丢飞盘、踢足球、私下易，还有一些人在狱卒的监视下，在会客室里和亲友见面、烟、说些诚恳的谎话、收下已被狱方检查过的包裹。

安迪靠墙蹲着，手上把玩着两块石，他的脸朝着光。在这季节，这天的光算是奇的和。

“哈啰，雷德，”他喊“过来聊聊。”

我过去了。

“你要这个吗？”他问，递给我一块磨亮的“千年三明治”

“当然好，”我说“真，多谢。”

他耸耸肩，改变话题“明年是你的大日了。”

我，明年是我狱三十周年纪念日，我一生中百分之六十的光都在肖申克州立监狱中度过。

“你想你得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