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的大约两年执政当中，举动措施，无不令人痛恶绝。在中国现代史上，安福系与贪污无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名称。王克财政总长时和日本西原藏相达成的西原贷款案，便是一例。后来在民国二十七年，日本在占领之下的北平成立的华北政务总署，就是以王克为督办。这些借款，是以合法的建设方案，如修铁路、开矿、饥馑救济、疫病防治、购买军火等名义借来的，但是政府仍然是穷，各机关中小学校，大学，驻国外的使节，常常欠薪。每一笔借款都是增添新机构的借，用以安置政府官员无数的儿、弟兄、侄、外甥，以及他们卵翼之下的那群人，而这群人中许多人在别兼职，拿薪，不上班。

但是新文化运动已经产生了功效。中国青年政治意识的觉醒是一个明显的标志，他们对北京统治阶级和那个政府分明采取反抗的态度，因为那个统治阶级和他们的政府，还是本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老样，对全国没有威信，对政治的分裂，财政的混，提不解决的办法，最坏的是，对中国不抱希望，对自己无信心。

在民国八年五月四日，有三千学生在北京的大街上整队游行，烧毁了通总长曹汝霖的官邸，痛殴了一个亲日官员，促成了全国罢工罢市，要求改组内阁，并撤换中国席凡尔赛会议的代表。那一天可以算中国青年直接参与了政治事件，并影响了国家的命运。

这个运动的中心是要求日本把山东还中国，因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攫夺了青岛，由于此“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凡尔赛会议上山东问题遂悬而未决，后来，民国十年，在华盛顿会议才解决。中国虽然在欧战期间派有十万华工到法国，虽然中国是英法的同盟国，但是英法在一项秘密条约中，却答应把山东归于日本的势力之下，中国是被英法两国卖了。同时在安福系政府和日本之间也订有同样的协定。一年前，以西原借款方式，日本的钱好像金蚨自天外飞来，落安福系的政府手中，日本外相要挟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把山东的势力让予日本。为了日本的两千万贷款，安福系政府已经同意，中国驻日公使已经在条约上签上了“乐于同意”四个字。等这个秘约在凡尔赛会议上来，中国代表团自然无话可说。

这个卖国消息从黎由电报打回中国之后，全国对安福系的首脑人，尤其是曹汝霖、章宗祥，另一个前驻东京的中国公使陆宗舆，当时他正任中日外汇银行经理，群情激愤，怒遂起。

在五月三日，北京公布了消息，说山东已经卖给了日本，安福系政府已经打电报到黎，给凡尔赛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命令代表团接受山东的让予日本。本来就有一个庞大的学生游行示威运动在计划中，原定七日举行，警察正在逮捕学生领导人。一个姓钱的女生被捕，促使领导人决定改变日期，提前于第二天举行。第二天下午一钟，学生自十三个学院、大学发，在北京天安门前集合，另外还有别的学校的代表，学生扛着旗帜标语，标语写的是：“打倒卖国贼！”“讨回山东！”“废除二十一条！”一个姓谢的学生，走到讲台上去，当众咬破手指，用血写在白旗上：“还我青岛！”

这个示威运动，表面儿上竟成了卖国贼曹、章的丧大典，因为有一对白旗，像丧礼的挽联一样，上面写的是：

决心媚外，章贼颅今有阶

卖国求荣，曹家后代碑无文

游行的大队原先计划通过使馆区东民巷，但是商请通过，未得允许，群众受挫折后，如洪波狼，涌向曹汝霖的公馆。当时曹汝霖正和章宗祥讨论一步的中日协商问题，章宗祥当时受召自东京返国，即将升任外总长。曹家公馆警卫森严，大门闭。有的学生爬墙去，警卫人员颇受学生国的情所动。后门终于打开，曹汝霖已经逃走，章宗祥则藏在院里一个木桶里，被学生发现，揪了来，由他的日式胡了分，遭受了殴打。群众没能找到首恶，失望之余，打碎了曹家的门窗家，纵火烧房。

当时，傅增湘先生正任教育总长。因为教育没有钱，又有许多学生问题，所以教育总长一职是内阁中最不受迎的差事，因此才留给安福派系以外的人去。群众散去之后，三十二个学生被捕。当时谣传被捕的学生将死刑，北京大学将予解散。保释学生的商谈失败，傅先生和十四个大学学院校长呈请辞职，学生终于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