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悦诚服的东西。他们引我的力量在于他们的作风，或相近的观念。我读书极少，不过我相信我读一本书得益比别人读十本的为多，如果那特别的著者与我有相近的观念。由是我用心收其著作，不久便似潜生于我心内了。我相信人读无论哪一本书是没用的。人人必须自寻其相近的灵魂，然后其作品乃能成为生活的。这一偶然的方法，也是发展个人的著者。我相信有一东西如Sinte-Beuve之所谓“人心的家”即是“灵魂之接近”或是“神之亲属”虽彼此时代不同。国境不同，而仍似能互相了解，比同时同市的人为多些。一个人的文章嗜好是先天注定，而不能自己的。

我办《论语》

在我创办《论语》之时，我就认定方巾气、学气是幽默之敌。倒不是因为学文章能抵制幽默文学，乃因学环境及对幽默之不了解，必影响于幽默家之写作，使执笔时，似有人在背后怒目偷觑，这样是不宜于幽默写作的。惟有保持得住一天真，有傲慢，不顾此森冷气者，才写得一幽默。这方巾气的影响，在《论语》之投稿及批评者，都看得来。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哼唷哼唷文学，皆在鄙视之列。今天有人虽写白话，实则在潜意识上中学之毒甚，动辄任何小事，必以“救国”、“亡国”挂在上，于是用国货牙刷也是救国，卖香也是救国，得人家一举一动打一个嚏也不得安闲。有人留学，学习化学工程，明明是学制香、炼，却非说是实业救国不可。其实都是自幼作文说惯了“今夫天下”、“世人心”这些名词还在潜意识中作崇吧。所以这班人，名词虽新，态度却旧，实非西方文化产儿，与政客官僚一样。他们是不批评要人“今夫天下”的通电的。西洋人讨论女服装，亦只认为审上问题，到中国便成了理世什么夷夏问题。西人看见日，也只当历象研究，一到中国，也变成有关天下治的灾难了。西方也有人像李格，为大学教授，却因天所返，好写一些幽默小品，挖苦照相家替人排扭颈，作家读者也没想到“文学正宗”“国家兴亡”上面去。然而幽默文学，却因此发达。假如中国人如作一篇《吃莲的》，便有人责问，你写这些有何关于世人心，有何益于中国文化？这不是桐城妖孽还在作崇是什么？因此一招，写作的人，也无意中受此辈之压迫，拿起笔来，必以讽世自命，于是纯粹的幽默乃为烈甚至酸腐的讽刺所笼罩下去。

办幽默刊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办一幽默刊而已，何必大惊小怪？原来在国外各正经大刊之内，仍容得下几幽默刊。但一到中国，便不然了。一家幽默，家家幽默，必须“风行一时”人人效颦。由于誉幽默者以世誉之，毁幽默者，亦以世毁之，这正如一个臭未专攻文学三年的洋博士回到中国被人捧为文学专家一样的有苦难言，哭笑不得。其实我林语堂并无野心，只因生所近，素恶《东方杂志》长篇阔论，又好杂沓谈，此文章既无发表，只好自办一个。幸而有人版，有人购读，就一直胡闹下去。充其量，也不过在国中已有各严肃大杂志之外，加一不甚严肃之小刊，调剂调剂空气而已。原未尝存心打倒严肃杂志，亦未尝普天下人皆写幽默文。现在批评起来，又是什么我在救中国或亡中国了。

《人间世》版与《论语》版一样。因为没人，所以我来。我不好落窠臼，如已有人了，我便万不肯。以前研究汉字索引，编英文教科书，近来研究打字机，也都是看别人不，或不好，故自机杼兴趣然去而已。此外还有什么理由？现在明明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吾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我办刊来登如在《自由谈》天天刊登而不便收存之随，他人尽办一刊专登短篇小说，我能禁止他吗？倘使明日我看见国中没有专登侦探小说刊，来办一个，又必有人以为我有以奉侦探小说为文学“正宗”之野心了。这才是真正国货的笼统思想。此批评，谓之方巾气的批评。以前名学者，没人敢办幽默刊，就是方巾气作崇，脱不下名学者架，所以得我来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