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了，”老人说“我原指望有那面国国旗，可以不让他们来查看，现在他们看到了。他们能来一次，就能来第二次，他们搬不走屋，但是晚上常有女人被绑去。竟有如此的时代！我们的古董也不安全了，财诲盗。”他引古谚说“我们必须把古董收好藏好。没有这些麻烦，日已经难过了。”

“我没有父亲。”她说。

他发日本人表示欣赏一个笑话时特有的尴尬、不自然、作的笑声，低拧了梅玲的面颊。梅玲缩尖叫，睛里有厌恶的怒火。日本人了，恢复军官的仪态，对满洲人吼了一声，就走房间。

“最近十年你住在哪里？”他又问。

“一定是为了游击队。”博雅说“但愿我送白玉壶没送错。”

“多久？”

老人坐着烟，看来忧心忡忡的，仿佛屋已被人闯来似的。

“她父亲叫什么名字？”

“单独走？真不敢想象。你急什么嘛？”

冯舅公中午回家吃饭，听到这件事，很不开心。大家都聚在他的院里，烈讨论这一次的搜查。

“再过五天，或者四天。”

“他们为什么要搜我们的屋？”

“我们掉回。”

“一切都完了，”冯老爷说着叹了一气“博雅，你祖父买了这座园，我一直想好好理它，但是外甥、甥女都走了，现在这儿变成了一个荒寂的地方，我要留下来。我这年纪不想再搬，我们必须守住这个园。姚家的神牌还在这儿，等战争过去，这里将是还乡者的中心…生意愈来愈差了，不过我要尽量撑下去。至于你们年轻人，我该考虑考虑。”他烟斗，把它放在大桌上。实质上他的似乎还很壮。

“我们不能现在就走吗？不然我先走？”

“当然。”老人说“但是我们本不该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财宝。他们看到年轻妇女了吗？”

“没有。”梅玲直率而略带刻薄地说。

搜查继续在前院行。冯老太太没有来，由博雅带日本人检查房间。走到一个十寸的方形白玉壶前面，军官停下来，那是这栋房的前一位屋主——满洲亲王——的珍藏。他转问：“乾隆？”博雅。

翻译员记下她的回话，日本军官则盯着梅玲，用多事而困惑的表情打量她。她白白的手臂着翠玉的镯，正搁在棉被上，加上羞红的面孔和乌黑的卷发，构成一幅可的画面。她的斜向一旁，用自卫、惊恐的神看着军官，就像博雅书斋那一幅画中的小鸟望着大蛇一样——不是正望，而是用角偷窥，不是观察他或接受一印象，而是由中明显的恨意、恐惧和迷惑。问完了话，军官对满洲人眨说：“她很漂亮。”然后转向她，和善地用蹩脚的英语说：“你应该找日本医生看病，日本医生像德国医生一样好。”

“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她面带激动地说“我怕，博雅。没有别的地方能让我过夜吗？”

不知是满洲人看军官的心事，还是军官曾私下对他说了什么，译员走近博雅低声说，他最好把军官看中的白玉壶送给他，以争取他的好。于是博雅在“自省厅”传话给佣人，到了门，另一个佣人便给他一个包装细的纸盒，博雅递给翻译员，后者对军官说了几句话，军官笑笑，只“噢”了一声。他对博雅伸手，显然充满敬意地说：“屋好大！”就走了。

长审。

“别傻了，”他说“你以为他们会不惜麻烦，把你送到日本医院？我们上就要走了呀。”

他们才走完住宅的一半，就向西北弯，来到“漩台”的地方，俯视红栏木桥和对面的果园。搜查变成敷衍，日本军官似乎有别的心事。

“他们一定要对着名单看。”

博雅回到梅玲的房间，发现她脸苍白，又害怕。

“你结婚没有？”

“走到那一边要多久？”

梅玲沉默不语，军官又笑笑说：“你喜日本人吧？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朋友。哈！”

“她母亲叫什么名字？”

梅玲似乎不愿意回答，满洲人告诉她，这是例行公事。“东洋人问话，你一定要回答。说什么都无所谓。”

“半个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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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和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