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第二天，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搭上蓝的京沪快车离开了北京。

他吃饭时总是喝绍兴酒，就像法国人的边吃边喝一样。

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时，他任命我为英文主编。我每天早晨和他同乘一辆汽车，因为我们俩住得距离不远。我恐怕当年是个说话的青年人，但是他总是很客气的说："是是，你的说法不错。"

当时有一位杨杏佛，是蔡先生的助手，此人有非常之才，能一边与人闲谈一边写信，确实能如一般人所说的一目十行。他告诉我说，蔡先生对人的请示从不会置之不理。若是有人求他写一封介绍职业的信，他立刻就写。政府要人知是他写的，反而置之不理。

蔡先生和宋庆龄、杨杏佛、艾格纳·史沫特莱（AgnesSmedley）、鲁迅、我，一同成立了一个自由保障大同盟，若有个人自由受到威胁，就予以保障。后来Noland的案发生了。他是共产党员，被捕后监禁起来。我们这个委员会遂起而行动。宋庆龄和史沫特莱一同坐夜车由沪京，向有关方面请求释放。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上海正在恶。杨杏佛因为曾说要把绑架共产党女作家丁玲的那辆车的牌照号码宣布来，因而遭人谋害。此事之后，蔡先生主持的自由保障大同盟便无疾而终了。

萧伯纳——民国二十年一个晴朗的冬天，英国大名鼎鼎的作家萧伯纳到了上海。他十分健康，神奕奕，后映衬着碧蓝的天空，他显得硕而英。有人表示迎之意说："大驾光临上海，太都来迎您，萧先生果然有福气。"萧伯纳顺答："不是我有福气在上海见到太，是太有福气在上海看见我萧伯纳。"

在上海宋庆龄的寓所，有一个小聚会。我那时认识史沫特莱已经很久。另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共产主义作家Frome夫人，是一个古怪而虔诚的理想主义者，VincentSheen的PersonalBiography（ModernLibrary版）一书中曾有记载。在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北伐之前，国共合作之时，虽然我始终不是国民党党员，她和我用英文展开一次笔战。后来，在汉再度相遇。她和宋庆龄过从甚密，后来随宋与陈友仁到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