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不过她们生活的形式和趣味都各自不同；用着各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当我们知人生有许多变化的可能时，当我们看见两个汽车夫同坐在一辆货车上，听了同样的笑话而有着不同的反应时，我们即不应假定人类都须很服帖地受着机械式的统制。一个父亲对于他的两个儿可以给予同样的教育，同样的生活基础，可是到后来，他们会渐渐依照各自内在的个去创造自己的前程。纵使两个人都银行的行长，有着完全相等的资本，然而在各项重要的事务，与一切造成快乐和幸福的事中，他们完全是两样的，他们的世态度、腔调和情无不两样；他们和属下职员间的关系也有相异之，职员们或许怕他们，也许他们，他们也许是好求疵的，也许是和蔼而宽大的；他们储蓄和用钱的方法也不同；他们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癖好、朋友、俱乐、书籍和妻也都是两样的。在同样环境下生活的人居然有那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看见报纸上的许多讣告时，我们也不禁有些奇怪，以为生于同代，死在一天的人，两者的生活竟是那么不同，有的安居乐业，专心一志地努力着，在工作中获到乐趣；有的没有固定的职业，到浮沉着；有的成了发明家，有的从事探险；也有些人喜说笑话，有的却终日沉默寡；有的正在飞黄腾达名利双收之时，而结果却无声无臭地在角落里死掉了；有的着卖冰卖煤的买卖，在他们的地下室里被人刺死，后遗下了黄金二万元。是的，虽然在这工业时代，人生依然是奇妙的，只要人类还是人类，变化总还是人生的滋味。

不是政治的或社会的革命，宿命论在人事上是没有这回事的。人的因素使那些新原理和新制度创造者的计算完全失败。也击败了法律、制度和社会改革政策的创造者，不所创造的是奥尼达团制度（Oneida，奥尼达人系指居住纽约奥尼湖附近的国印第安人）或国劳工联盟，或法官林赛所定的伴侣婚姻制度。新娘和新郎的格比婚姻和离婚的惯例更为重要。那些执行法律或维护法律的人们也比法律本更其重要。

讲到个人之所以重要，不单是因为个人生活是一切文明的最终目标，并且也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国际关系的步都是由许多个人（个人造成国家）的集行动和集牌而产生，所以也完全以个人的脾气和格为基础。国家的政治和国家每一时期的化，其决定的因素完全是由于人民的脾。因为在工业发展的原则之外，一个民族事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卢不会预料到法国革命的演变和拿破仑的突然现，正如克思不会预料到他的社会主义原理的实际发展和史太林的现一样。法国革命的演变绝不是由一般所说“自由、平等、博”的号所决定，而是由于人类天上的某些特质和法国人脾上的某些特殊质素所决定。克思虽有很严正的辩证法，可是他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所将取的途径的猜测却是完全失败的。从逻辑上讲起来，照他的预料，这无产阶级革命，应发生于工业文明最发达的地方，和无产工人阶级抬的地方——先在英国，继在国，此外德国或许也有发生的可能，但是事实却不然，共产主义却是在俄国这么一个农业国，一个无产阶级没有多大力量的国家里，最先找到了实验的场所。这是因为克思忘记顾到英国和国的人的因素，忘记顾到英国人或国人应付事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说，经济学上的一切重大错误，全是由于不曾考虑到那个国家中那不可测度的因素。英人不信任假说和号，英人事有着有条不紊慢慢去的习惯。盎格罗逊民族有着个人自由、自尊、明达、秩序等的好，这些对于英各事态的发展，比之德国辩证学者的全逻辑更有决定的力量。

所以一个国家内的政事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趋势，都是以各个人的内在观念为据。这民族的脾，这所称为“人民的天才”的象的东西，终究是许多个组成国家的个人的集合表现，也就是当一个国家在应付某项问题或危机时动作中所表现的格。一分人有着一谬误的观念，以为这“天才”的本质是像中世纪神学中的“灵魂”那样一个神话的实，而不仅是一个比喻。实则国家的天才，不过是它的行为的一质和事的方法罢了。对于这天才，我们又有错误的观念，以为它也和国家的“命运”般同样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象本质，这是不对的。这天才是只能在动作中看得来，只不过是一选择的问题，即取舍和倾向，在危急时的特殊局势下，决定着国家的最后行动途径。旧式历史学家往往跟黑格尔（Hegel）一样，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仅是观念在机械的必然下的一发展，然而较微妙而现实的历史观念却以为这大概是机缘的问题。每当一个危急的时期，国家即一次选择，在选择的时候我们看见相反的势力和互相冲突的望在战斗着，情的多寡，即决定天秤的倾侧。国家在危机中所表现的所谓天才，即是那个国家对于一件事情所的取舍决定。每个国家总依着自己的意思去取择他们所喜的而排斥所不能容忍的东西。这选择是据于思想的、一些德观念和社会的成见。

最近在英国宪政的危机中（结果迫使一个皇帝的逊位），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所谓民族的格在发生作用，有时在所赞成和所反对的事中表现来，有时在变动的情的狂中表现来，有时在自以为是正常的动机的冲突中表现来。这类动机即是对一位孚众望的君王的私人，英格兰教会对一个离婚者的偏见，英国人对于国王的传统观念。国王的私事是否真是私事，是否可以以私事视之，国王是否应该超越傀儡式的人，他是否应该同情工党，在这些冲突的情中，只要任何一情稍微多一些，便可生不同的结果。

在现代历史中，情形永远是如此的，不齐诺维夫（Zenoviev）、嘉尼夫（Kamenev）和比亚达可夫（Pintaof）会不会被杀，拉达克（Radek）会不会被监禁，不“反革命”的谋和反史太林的叛其范围是否会如所宣传的那么广大，不德国天主教会和基督新教会在纳粹政权的压下能不能保持它们的完整（这须看德国人民有着多少人类的弹力），不英国会不会真正地变成工党的国家，不国的共产党社会大众对它的好或增或减：这些问题都须取决于各该有关国家内的个人思想、个人情和个人格。在一切人类历史的活动中，我只看见人类自任的不可捉摸的难于测度的选择所决定的波动和变迁。

据这意义，儒家就把世界和平问题和我们私人生活的培养联系起来，宋朝以后的儒家学者认为每一个人都该懂得这个理，所以在儿童学时，所读的第一课包括着下列的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