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那个教育的教字甚至是从“孝”字蜕化而来的。《孝经》上对于孝的意义，作下面的解释:

曰:“君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

在另一节里，孔又说:

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由于这意义，孔对他的弟曾说:

夫教，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行，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

全德哲理，在社会上，基于模拟的学理;在教育上，基于习惯的学理。社会教育的方法，即自儿童时代培植纯正的心智态度，其发乃天然开始于家中。这方法，并为差误。它的惟一弱为政治与德的混合，其结果对于家是有优良的成效的，而对于国家则为危害。

家族制度又似社会制度，它是定而又一贯的。它肯定地信仰一个宜兄宜弟、如手如足的民族应构成一个健全的国家。但是从现代的光看来，孔氏学说在人类五大人中，脱漏了人对于异域人的社会义务，这遗漏是大而且灾苦的。博在中国向非所知而且实际加以消极地抑制的。学理上，博的义可谓已包容互助说里面。孔称君者谓:“夫仁者，己达而达人，己立而立人。”但是这个施仁于他人的忱，却是不列于五之内，亦无明确之定义。一个家族，加以朋友，构成铜墙铁的堡垒。在其内为最的结合，且彼此互助，对于外界则取冷待的消极抵抗的态度。其结局，由于自然的发展，家族成为一座堡垒，在它的外面，一切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掠夺。

三、徇私舞弊和礼俗

每个家族，在中国，实际系一互助小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各人尽其力而取所需。其间分与分的互助，发展到很的程度，盖受着一德意识和家族光荣的鼓励。有时一个兄弟会渡海离家数千里，以恢复那破了产的哥哥的名誉。一个环境较好的人常拨其全家消费的大分，苟非全，以资助其侄儿的就学，此固视为寻常事，非有任何功绩可言者。一个功名利达的人了官，常使好差使支给他的亲戚;而倘没有现成的差使，亦可以生产几个拿俸的闲职。这样拿俸和徇私的习惯，随着每度政治变革运动而发展起来。这习惯加上经济的压迫，变成一不可抗拒之力，毁损人而不受人之毁损。这力量是异常大的，虽经政治改革期的屡次努力，秉着十分情的好意也终于收了失败的结局。

公平地观察一下，徇私并不劣于别恶习的“情面”一个长，不独位置其侄儿于内，同时还须安其他官员的侄儿——倘这些官员是比他级的，还写着荐贤书给他，那么许多贤侄儿往哪里去安呢？除非拿俸或予以咨议顾问之类的名义。经济压力和人过剩的排挤是那样尖锐，而同时又有那么许多能够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读书人，却没有一个人会修理一座碳化或置一架收音机，致令每一个新公事机关成立或官吏就职之日，就有数百封介绍书蜂拥而来。是以那是很天然，慈善事业乃从家族为始，因为家族应看作中国传统的失业保险制度。每个家各自照顾自己的失业分，既经照顾失业分，其第二步较好的工作为替他寻觅位置。这办法应略胜慈善事业一筹，因为它教训那些运气不佳的分以自立的意识，而那些受到这样资助的人又转而帮助家族其他分。此外，这些大官僚掠夺了国家的财产以私自己的家族，或给养当世的一代，或可接续蓄养三四代，积资常自数十万至数千万，仅志在光耀门楣而为家族中的好分。营利舞弊，敲诈钱财，对于公众是一恶行，对于家族却是德。因为一切中国人都是家族的好分，是以中国语言文法中最普通的动词活用，像辜鸿铭说过是动词“把”字(英文本原文系Squeeze一字，有榨取剥削的意义)，好似吾们的常用语中“我把你…你把他…他把我…你把那冤枉的事…我把你这卖国的臣…他把我带到这儿…”这个把字是正规的动词。

如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培养了个人主义，而限于家族以内的合作观念，产生了盗窃狂的结果，此盗窃狂却又带着利他主义的彩，真是妙不可言。盗窃狂——舞弊的习——又可以和个人的诚实并行而不悖，甚至可以和博并行而不悖，这情形在欧，也不是陌生的。那些社会上的——他们是中国报纸上时常浮其尊容的活动人——他们对于慈善事业不仅一诺千金，往往轻松地捐个十几万块钱给一个大学或市立医院，这捐赠，其实不过将其自人民掠夺而来的金钱返还于人民。这样的情形，东亚和欧却不谋而合，其不同之仅在欧则唯恐此等真情之败，而在东亚则似获得社会的默许的。